第4章完结（1/2）

波峰与波谷第4章完结

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在较早时候是被称为“停滞”的。`幻-想?姬/ `追?醉?歆/漳?踕-18世纪的欧洲人阅读中国历史时，他们感觉，这个帝国从早期到晚期好像没多大变化，于是就产生了“停滞”的说法。亚当·斯密、黑格尔都有过“中国停滞”之说。“停滞论”在20世纪低落了。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历史前后期的各种变迁不断被揭示出来，“传统一现代”成为观察历史的基本参照系，“停滞论”被“分期论”取代了。不过“停滞论”虽有不当但却不是向壁虚构，它也是基于一定史实的有感而发。这在20世纪，更多地被表述为“连续性”。与“停滞”不同，“连续”的提法不含贬义，可以容纳“发展”和“变迁”。余英时先生指出：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很强，从商周到明清、直到今天，中国一直存在着一个独特的政治传统，它在秦以后表现为大一统的政府，此后只有“传统之内的变迁”，除了秦与近代，中国历史上缺乏里程碑式的事件。\衫,叶,屋￠ ,追\蕞~欣?章\截+为此余先生提示要多研究中国政治史，不要存一种现代的偏见，以为经济史或思想史更为重要。

专制集权官僚体制自秦而始，皇帝——官僚——编户齐民的三元体制，官僚行政组织和法律，士大夫的支配地位和儒家正统意识形态等，作为基本或经常性的特征，连续发展直到明清。所谓“二千年之政，秦政也”，所谓“百代多行秦政法”的说法，表达的都是类似的“两千年一贯制”的观感。所谓“连续性”的提法，必然是就一个主体而言的。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是什么呢？除了种族之外，我们认为就是其独特的制度与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中国历史就是秦始皇和孔夫子的历史，前者奠定了中国制度的基石，后者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调。从“连续性”考虑，其变迁主体是包括思想文化的，当然这是以政治思想、政治文化为中心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形态虽然重要，但那不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主体，而是一个作用于主体的影响因子。经济关系和经济形态的变迁虽很重要。不过在传统中国，“政治”这一块儿的权重很大，皇权、官僚组织和士人在支配社会生活上举足轻重，这使经济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形态变化率”，大为减小了。′z¨h′a~o-x^s·.?n\e/t`好比一幅图画，若某种色彩太重，则其他颜色的几笔涂抹，就不大容易改变整体的色调。对秦始皇的事业古人有“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之赞，近代的历史变动也被称为“古今一大变局”。然而帝制两千年，今人所认定的某些“变革”、“转型”，如租佃制的成熟，商业的繁荣，城市发展，技术变革，文化的繁荣，理学的思想等，却没能让古人生出“变革”、“转型”的感觉来，他们依然作为编户齐民，生活在皇帝、官府之下。毕竟是古人而不是我们直接面对那个时代，他们对生活变迁程度的真切感受，必定有其道理在内。总之，帝制两千年的政治文化体制，在发展中保持着若干基本特征，可以将之看成“常态”。也许有人会认为“常态”的提法是“非历史”的，是用主观标准剪裁历史，其实恰好相反，这里“常态”不是先验的预设，而恰好就是历史的，因为它是两千年的历史结局最终显示出来的。它既是古人的观感，也是后人的观感。

在思考“连续性”的时候，前述“变态一回归”视角，有什么理论价值呢？价值在于，它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对“连续性&r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