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完结（2/2）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第120章完结

5年2月至1917年11月的“动荡期”内，闽人也流失数人，连郭则沄都未再赴会。这或许与社址迁移和人事纠纷有关，但另外不可忽视的因素有二，一是闽、粤流派之争，二是有大力者欲扭转京师盛行诗钟（类似联语）之风，回归作诗的“正途”。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正是闽人陈衍（石遗）和郭则沄。闽派陈宝琛诗钟最工，某次颇赏一卷，“而同社非闽派者，皆不以为然。即闽派中之陈石遗，亦不谓然”。原来陈衍称颂另一卷，但“同社皆谓此童子初学对偶所为”，[140]令陈衍不无尴尬。其实，陈衍对民初“都下最盛诗钟之会”的状况颇有意见，自称“余颇苦之”，故与樊增祥、左绍佐、周树模、江瀚、易顺鼎、俞明震、吴士鉴、梁鸿志、黄濬等人另立春社，赋诗而不作诗钟。[141]前文已述，樊樊山于1915年入都，而俞明震于1918年去世，所以春社约在1916年至1917年活动，正是寒山诗钟相对萧索的时段。

郭则沄也曾明言不喜作诗钟，[142]民初颇思恢复其先辈所创的击钵吟，以自张门户。这是他创立蛰园诗社的重要考量。据说“京朝士大夫退食之暇”，以诗歌为乐，乃“百余年来风尚”。其间虽“体裁屡变”，独闽籍先辈“所创之击钵吟”流传弗替。尤其自前湖北巡抚郭柏荫以至郭则沄，四世皆参与击钵吟雅集，以故士流津津乐道，谓击钵吟乃郭家所擅。所以郭则沄颇以恢复振兴击钵吟自任。郭氏有一段自述，既描述了清末民初京师诗社风气的变迁，也道出了其创立蛰园诗社的缘起。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