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完结（2/2）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第46章完结

衔接。不过，在政务处初期的讨论中，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禨等中枢要人意见参差，既包含理念之争，又牵扯人事问题，反映出翰林院与大学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重重纠葛。既往研究显示，庚子之后对科举变革的推动，陶模、袁世凯、张之洞、端方等疆臣多为主动，而枢臣更多是“合谋”的角色。[119]此次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由于是科举改制在高层的推进，所以是枢臣（瞿鸿禨）等中央大员主动发起并积极促成的。从袁世凯、张之洞请设京师仕学院的思路和行动来看，他们似对此也乐观其成。当然，袁世凯、张之洞此时努力的主要方向却在科举减额。[120]

科举制几乎是最重要的既有制度，科举改制在储才之地的翰林院如何推进，直接反映了清廷的决心与力度，示范效应甚大，开进士馆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此外，政学相依，翰林院既与政治核心关系至密，又是士人观瞻所在，其改革自然深受瞩目。进士馆之设，已经涉及官员的养成和任职制度，关系到新进士的出路和仕途，因而影响亦大。

有以上原因，所以诏开进士馆上谕一经发布，即激起广泛的朝野反响。从报刊舆论方面看，至1902年底，津、沪报界在科举、学堂问题上成见已深，贬科举而扬学堂的倾向已非常明显。虽然当局此举明显在深化科举改制，归重于学堂的意味颇浓，但激进的报界舆论立意在废科举，并不以此渐进改革为满足。因而此举没有获得一年前废八股时那样的如潮好评。相反，却引来了程度不同的“差评”。趋新的报界舆论并以此为绝好“题目”，将批评进士入学演化成了废科举的宣传鼓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