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完结（2/2）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第4章完结

905年划为废科举时期，虽仍可商，但确富巧思，予人启发。

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德昭的力作《清代科举制度研究》出版。此书不同于以往的制度类著作偏重规章介绍和考辨，而是在爬梳征引大量公私材料的基础上，分明清制度的递嬗，清代的科举入仕与政府，科举制度下的教育，科举制度下的民风与士习，新时势、新教育与科举制度的废止五个专题进行探讨。与科举制变革直接相关的是，详细梳理、分析了康乾两朝及道咸以降改、废科举的建议与举措，惜对辛丑之后用笔稍简。[32]王著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时常征引，影响颇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范沛潍于1989年和1993年先后发表两篇以癸卯、甲辰会试为题的论文，主要分析了借闱河南进行会试的原因，注意到了试题的改变，认为这是清代科举考试制度的一大变革，同时强调了会试借闱河南对内地省城开封的影响，提到了几位后来相对出名的进士。论文虽然格于材料与篇幅，尚未展开，且间有舛误，但直接以两科会试为题，在大陆首先发表，引起学界注意，导引研究后进，洵属功不可没。[33]

1990年代中后期至今

1990年代中后期，大陆学界掀起一波研究科举停废之社会影响的热潮。罗志田、萧功秦、何怀宏、周振鹤、杨天宏、杨齐福等多位教授相继发表高论。1995年，罗志田发表《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以《刘大鹏日记》为主要依据，提出废科举造成了四民社会解体、旧时士子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每况愈下的论点。1998年，罗氏又发表《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认为“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因而“清季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不仅是个政治变革，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变迁、造成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文章接着立论：废科举前，取士标准“已从鼓励新旧学兼通变为新学是尚，与之伴随的参考书籍的变换对印书、卖书、买书及应试者均带来程度不同的影响”；废科举后，“耕读仕进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转变，城乡逐渐分离，在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阶层逐渐隐去。由于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中断，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又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原处边缘的军人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因‘市场需求’而逐渐进据政统”，进而出现了游民、饥民等边缘社群对政治军事的参与及类似开会、发电报等新兴的政治行为。在次年出版的专著中，罗志田又提出了废科举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兴起的观点。[34]诚如关晓红所言，罗志田的上述观点“很快成为学术界关于废科举对近代中国社会变动影响颇具指向性的论点”。而关晓红认为，罗志田关于科举制是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控制等多项功能的基本体制，因而其废除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必然是深刻而全面的这一思路，对理解和认识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关系，深具启发意义。不过，对于知识分子边缘化及如何边缘化的论述，关晓红有不同意见，认为废科举后，“多种渠道同时并存”，使得清末最后几年，“旧学出身者大都能够保持科举时代的出路，前景甚至更加宽阔”。[35]此外，2013年，徐佳贵利用温州地方士子林俊的日记，论述了其在科举改废、学堂兴起过程中的观察与活动，认为废科举、兴学堂在晚清地方尚可展现为一种“水到渠成”的递嬗过程。[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