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完结（2/2）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第2章完结

政改制视角来看，癸、甲会试都有被细致研究的充分理由和学术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当辛丑科举新章在1902年八月举行的乡试中首获实践之后，而京师大学堂速成科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开学之时，十一月初二日，清廷鉴于“学堂初设，成材尚需时日，科举改试策论，固异帖括空疏，惟以言取人，仅能得其大凡，莫由察其精诣。进士为入官之始，尤应加意陶成，用资器使”，[5]遂定扩大科举改制之策，于是变通新进士章程，令自癸卯科开始，新进士中修撰、编修、庶吉士、各部主事及内阁中书，皆入京师大学堂肄习法政、理财等“新学”，接受三年学堂教育。此举延续了庚子前后翰林院的整改，在调和科举、学堂的同时，亦蕴含着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在当时造成了广泛的讨论和反响，不同程度地改变了癸卯、甲辰二科诸多进士的仕途轨迹和人生命运。

1904年春，癸卯科进士中近百人进入京师大学堂特设的进士馆学习，新科进士的学堂教育正式开始。新进士中的即用知县，也被要求进入各省课吏馆接受培训。可以看出，进士馆之设直接变革了翰林院庶吉士在庶常馆学习三年，考试散馆的制度，也部分调整了分部主事、内阁中书学习三年期满，由本衙门奏留的制度。因此，进士入学之举，革新了会试、殿试、朝考分发后，新进士在“实习阶段”的具体走向和学习内容，无疑是继辛丑科举新章之后，科举改制的扩大和深入。事实上，暗中推动诏开进士馆的瞿鸿禨、荣庆等人，恰亦是朝内主持改科举的大员。在士绅舆论眼中，进士入学也被视为调适科举、学堂关系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