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党争株连，泣别东京（1/3）

煮酒笺花，人归何处：李清照传05/党争株连，泣别东京

我不远千里，从南方小城赶赴章丘的李清照故居，去寻找曾经哺育了她的百脉泉、莲子湖，今日的百脉泉与莲子湖却以一片干涸与萧条迎接了我。园中静悄悄，看不到百脉泉的串串珍珠，更无法看到莲子湖的碧波荡漾与满湖红莲。一叶小舟，歪斜在湖边的碧草丛里，那旺盛的草已快把红黄相间的舟体吞没，它早已不是李清照当年轻解罗衣独上的兰舟了……

顺着园中静静的小径往前走，我依旧在固执地寻找，寻找那一座楼——一座曾经被月光笼罩，被相思填满的“西楼”。“雁字回时，月满西楼。”那一年，李清照凭栏远眺，望穿秋水的那一座楼啊，可否还能在后人修建的清照园内寻得一丝痕迹？

崇宁元年，因为朝中对元祐党人的打击清算，李清照与赵明诚新婚之后短暂的幸福生活被彻底扰乱。初登皇位的皇帝赵佶一心要恢复熙宁、元丰新政，但朝中大权又被身边的蔡京、童贯等奸臣所篡。恢复新政与皇帝诏书不过成了他们发泄私愤、图谋个人利益的一种工具，他们对元祐党人的打击程度已经远远超出正常的党派纷争。从熙宁五月起，朝廷对元祐党人连出重拳。

五月，被视为元祐党人的苏辙等五十七人，被列入党人名单，不得在京任职。不久，李格非也被罢免。

七月，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他借口元祐党人不得在京为官，上书弹劾朝臣十七人，并将这十七人列为元祐党籍。十七人中，李格非名列第五。

九月，元祐、元符年间被重用的人员，由皇上赵佶亲自书写名单并刻在石碑上，立于皇宫端礼门前。名单上包括早已去世的司马光、苏轼及其门生弟子等共三百零九人，李格非的名字赫然排列在第二十六名。这些人被冠以“元祐奸党”的恶名，刻碑向全国昭示，被刻在碑上的人，重者关押，轻者贬

放远地，非经特许，不得返京。在这次对旧党的打击中，李格非被贬到了象郡（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

象郡，一个远离京城的蛮荒之地，山高路远，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多少被贬往此地的官员都是有去无回，何况彼时的李格非已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了。李清照的眼泪与深情，没能撼动赵挺之的心，或许是时势真的不允许，赵挺之到底还是没伸出援手，清照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老父亲踏上被贬之路。关于李格非的贬谪，亦有另一种说法，说李格非只是被罢官逐出京城，携家眷回原籍明水去了。

不管李格非被贬去了哪里，那一段日子，对李家来说都是极为难过的，对李清照的打击更是可想而知——对父亲是爱莫能助的痛，对公公赵挺之是不解与怨恨。可她又哪里想得到，朝廷对元祐党人的惩处，还远远没有结束。

崇宁二年（1103年），李清照二十岁，赵明诚结束了在太学的学业，出仕做官了。这原本是让人开心兴奋的事，但因为娘家正被“元祐奸党”的阴云笼罩，李清照无论如何也开心不起来。在《〈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曾有记载：“后二年，出仕宦。”有人据此以为是赵明诚从太学出来后到远方去做官了，其实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出仕宦”指走上仕宦之路。只是明诚最初出任何职，已无法考证，但最初走上仕途的那几年，他一直在东京汴梁却是事实。

崇宁二年九月，朝廷再次下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党子孙为婚姻。”此诏中的“宗室”是否把在朝为相的赵挺之后人囊括进去还不得而知，但崇宁三年（1104年）四月颁发的甲辰诏，对李清照的威胁已越发明显：“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阙下。”将李格非等人扣上“元祐奸党”的罪名已是百般罗

织，对他们的子女后人，看来也不准备放过。这一道诏书，如一记鞭子直接抽到了李清照的身上。

这一次，被迫远离京城“不得擅到阕下”的是她自己了。

有人曾说，李格非和李清照父女二人，都因为与贵族之家缔结了姻缘而给自己带来机会，继而改变了人生，这话放到李格非身上也许合适，对李清照来说，也许并不尽然。李清照嫁与赵家，单从门第上讲，确属嫁入豪门，可这个豪门儿媳的身份并未给她带来多少实惠。在她最需要赵挺之家族的庇护之时，他们已冷酷地替她收拾好了送她回乡下的马车，此时家里唯一一个竭尽全力想把她留下来的，只有她的夫君赵明诚。可他的哀求与眼泪甚至要挟，统统改变不了父亲赵挺之的决定——李清照必须离开京城。赵家整个家族的利益就是一切，他怎会为了这样一个弱女子而冒一点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