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5章完结（1/2）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红楼风雨梦中人第175章完结

尾声新雨旧雨“二三子”（8）

刘梦溪也说过：“蔡元培的《〈 石头记 〉索隐 》被胡适指为‘猜笨谜’，我以前虽然也同情蔡先生，学术立场却站在他的学生一边。^2.八~墈^书¨蛧? ?首-发′现在从头细想，蔡先生是何等样人物，他会莫名所以、随随便便地‘猜谜’吗？‘《 石头记 》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试想这是多么大的判断。如果书中毫无此种旨趣，蔡元培能够无指妄说吗？”（《〈 红楼梦 〉与百年中国 》）

自从“五四”大规模输入西方的思想学术以来，对“索隐派”是一棍子打死。而到1954年批俞批胡运动以后，则“自传说”被烙上红字。不能不说这种演变有某种“历史进步”的因素，但其中也有很大的片面性，“索隐”和“自传”的合理部分也被粗暴地全盘抛弃。`7*k′a￠n-s¨h!u*w,u+.!c￠o.m¨“唯一正确”的只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一类理论模式了。这种片面性思维几十年来的影响，形成了社会性、习惯性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积淀的背景，再加上《 红楼梦 》文本的特殊性，索隐与考证本身的艰涩和不通俗性，刘心武的某些论据论证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周汝昌和刘心武的研究不容易被理解接受而要遭遇批评抨击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刘心武与周汝昌的几封红学通信在上海《 文汇报 》发表后，获得该报笔会2003年8月“长江杯”征文优秀作品奖，获奖词曰：“闪电般的灵感和严密的考证，浮续着中华文化的一脉心香，雅人深致，引人入胜。”这让周汝昌十分高兴，在2003年“处暑”给刘心武的信中说：“日昨蒙你相告，方知我们得奖了，好比暑天中一阵清风，醒人耳目头脑。不知评委是何高人，寥寥数笔，不多费词而点睛全活了。?齐~盛+暁′税?惘· ￠罪~辛′彰′节*庚?欣\哙?那评词无一丝八股气，我所罕见，岂能不感慨系之！”在“癸未七月廿六”给刘的信中又说：“奖之中耳，是标志性纪念品，真正意义在于这是文化学术的第一次以公开评奖形式给了我们（ 基本论点和治学路向 ）以肯定和高层次评价。那位评委不知是谁，我深感佩。《 文汇 》影响不小，是很大的鼓励。”

刘心武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对周汝昌提携后学之高尚精神的佩服和感激。在《 画梁春尽落香尘 》的序言里，刘心武说：“我的研究，得到‘红学’前辈大师周汝昌先生的热情鼓励与细心指点。我们完全是君子之交。到目前为止，我只到他家拜访过一次，另在一些公众场合大约见过三四次。我们的主要交流方式是通信，以及在文章里呼应、切磋。周先生看到我一些文章，会主动给我写信。他一眼视力为0，另一眼视力仅0.1，写下的字每个有蚕豆甚至核桃那么大，往往互相重叠，常常落款为‘盲友’，每当展读，我都感动莫名。他有时还口占一绝赠我。”在《 讲述〈 红楼梦 〉的真故事—— 贺周汝昌先生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 》（《 红楼望月 》）中则说，自己在1954年十二岁的时候就购买了初版《〈 红楼梦 〉新证 》，虽然“我后来很长时间都并不能耐心把这本书读完，特别是‘史料编年’部分”，但“我要感谢《〈 红楼梦 〉新证 》，当然也便要感谢其著者周汝昌先生。于我而言，这是一本启蒙的书。……不是别人的书，而是周先生和他的这部著作，使我头一回知道并且信服：现在传印的《 红楼梦 》，后四十回是伪作，把曹雪芹与高鹗这两个名字并列为《 红楼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