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完结（2/2）

战争的悲悯第73章完结

福克斯–杰克逊也签署了8月1日的学者抗议声明。另外一位公开反对“英国加入欧洲的罪行”的历史学家（但已不在剑桥供职）是G·M·特里维廉。有些导师从心底里便是激进的反德主义者，如三一学院的亨利·杰克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内维尔或许是剑桥人更为典型的代表，他痛苦地打着高尔夫球，来转移自己对这场“可怕的战争”的恐惧。伦敦经济学院的格雷厄姆·沃拉斯是英国中立委员会的会员。但是，很多早期反对介入战争的人——包括沃拉斯和乔治·特里维廉——在8月4日之后都变了主意。在8月13日的一封信中，特里维廉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当下一切痛苦的努力都是为了从德国容克手中拯救英国、比利时和法国，让我们精致的岛国文化不至于就此瓦解”。但这离拥有一腔战争热情还相差甚远，它只是表现出其对比利时问题的呼吁，对象则是针对持有19世纪传统自由观点的人。

相比较而言，更为保守的牛津大学所表达的反战情感则不如以上的人物和事件那么知名。两位曾经签署过《反对对德作战的学者声明》的导师在8月1日的《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们将德国视为一个引领艺术和科学潮流的国家，我们从德国学者那里汲取营养。因为塞尔维亚和俄国的利益而让战争降临到这个国度，着实是反文明的罪过……我们强烈抗议自己也卷入这个旋涡，也抗议与一个跟我们在种族血缘和文化认同上都如此相近的国家反目成仇。

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副院长T·B·斯特朗对该观点也非常同意。他在1914年第一学期初发表的演讲中，将德国描述成“欧洲国家中与我们有着最为密切关系的国家”。《牛津杂志》向在战争中死去的德裔牛津校友表示哀悼；1915年1月，该杂志还刊发了库尔特·汉恩——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的一封信，指责格雷的战争外交政策。事实上，牛津历史学家在反德宣传（见下章）中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学生杂志《校队》中也出现了越发激进的反德论调。过百人联名签署了一封信，信中抨击了该杂志为德语教授H·G·菲德勒带来的烦恼（特别是号召联合抵制德语考试的行为）。副校长于1916年宣称，牛津大学从今以后“将走属于我们自己的路，而不再尝试向体系中引进德国教学方法和其刻板的模式……”，但他的发言却成为一种讽刺。实际上，正是战争期间，哲学博士学位才被引入牛津大学，这正是对德国研究生系统的刻意效仿。直到1916年3月，罗兹奖学金的代理人一直没有屈服压力而终止向德国学生颁发奖学金。三一学院研究员H·斯图尔特·琼斯在其发表在某北方报纸上的一封信中，极佳地演绎了这种“比起愤怒，更多是哀叹”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