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完结（1/2）

战争的悲悯第54章完结

对此，普鲁士财政大臣在与保守党领导人一番商讨后反驳道：若将联邦州在直接税收上的垄断权收回，这可能会成为“迈向议会制政府的灾难性一步”，关键是“普鲁士仍然要做它自己”。.暁!税!宅+ ¨首?发′对此更为坚定不移的是萨克森君主弗雷德里克·奥古斯塔斯，他将德国资本增值税视为“保持整体性”的工具。德国联邦参议院最终否决了萨克森的措施，并在国民议会上通过了民族自由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表决，但这引起了更强烈的反抗。保守党人韦斯塔普表示，德国正在朝“民主统治下的统一国家”这一方向演变。

过去，人们常常认为，正是国内的政治危机，才让德国统治阶层认为发动战争是有必要的：“向前飞”，以从日益高涨的社会民主浪潮中抽身而退。众所周知，贝特曼并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然而，这并不能说1908~1914年的财政分歧与战争爆发的原因毫无关系。如果进一步来看，财政真正的重要性似乎就在于它微不足道的地位，因为在这一方面基本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就。*幻^想!姬\ .埂?芯·罪^全?军事法案曾计划一次性支付9.96亿马克并以每年1.94亿马克的速度增加，但1913年预算的额外负担就已达到5.12亿马克。政府最初的预算也曾设想通过以下措施筹措资金：公司许可和保险凭证的印花税（每年增长2200万马克到6400万马克不等）、扩大国有永久管业（每年增长500万马克到1500万马克）、一次性国防军税（资产超过1万马克征收0.5%的税，收入超过5万马克征收2%，通过三笔款项来实现，第一批次3.74亿马克，其他两次均为3.245亿马克）、在10个不同资产范围内增加资本增值税（例如对收益在2.5万马克~5万马克之间的征收0.6%的资本增值税，或对100万马克以上收益征收1.5%，计划内收益可达每年8200万马克）。但这些豪言壮语和实际实施情况，距离一场德国财政革命还相去甚远。预算委员会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不同商业集团的区别对待上，而不是收入和支出的绝对水平。此外，讨论结果也是根据政治需要而捏造出来的。国防和财政法案的通过并不代表针对反对力量成立发展联盟的最终胜利，反而揭示了党内的分裂程度。总之，以通过直接税收（考虑到国防捐款在理论上可能会重复进行，因此更准确地说是3项帝国直接税收）为特征的极其微弱的政治突破很有可能会引发重组保守党成员的反对，但这种重新编制的重要性有时会被历史学家们放大。′d-u¨s_h,u′8/8..\c?o′m_因此，克尔认为德国国家收益在1912~1913年期间稳步增长是错误的，他也认为，即便帝国国会中那些“鼓吹军国主义”和“鼓吹封建制度”的成员得知此事，鲁登道夫的《大备忘录》计划也难以实施。政府也不可能获得议会中多数人的支持，从而获得更高的税收。

奥匈帝国在收益方面与德意志帝国有着类似的问题。共同预算（主要是国防预算）来源于不同王国的关税和其他捐款等综合收益，而政府的其他职能则通过不同的王国或其下属州县的税收来实现。通常认为，匈牙利人支付联合费用的份额有失公允。这种观点只是部分正确。开始，奥地利各州和王国支付70%的费用，而匈牙利各州只付30%；但是根据1907年达成的一项新协议，奥地利的份额跌至63.6%，匈牙利的份额相应上升到36.4%。该比例与两国的相对人口数也基本相当（匈牙利人口占奥匈帝国总人口的40%）。然而，当前普遍认为奥地利负担过重。根据一项统计，1900年，奥地利的国家预算中有14.6%作为共同财产，而匈牙利只有9.5%。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双方的收益不管是独立的还是共同的，都依赖间接税收。共同收益的主要来源是关税，它占到1913年共同总收入的25%。奥匈帝国上下只有13%的公共总税收来自直接税收。

换言之，欧洲大陆所有国家都经受着缺乏新式所得税制度的考验，因此，它们在本质上不得不依赖于累退税制，来为其军备和其他开支付账。然而，在德国和奥匈帝国，特有的政治体制使得改善税制的工作遭到重重阻碍，特别是造成了联邦体制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

债务

第二种为与日俱增的国内和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