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完结（1/2）

战争的悲悯第53章完结

与此相反，法国的税收情况严重恶化，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的前夕。*E′Z?晓,税¨惘/ ?更·鑫`蕞-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革命传统：国家通过严格审查保护公民的收入和财产，而只在客观评估平均支付能力的基础上，征收所谓的款项；同时还要提倡平等原则，因此排除了递增税收比率的可能性。因此，“四位老妇人”——地价税、营业税、可变动的不动产税以及门窗税——逐渐与真实收入和财富积累相脱离。1872年引入了一项新的安全税，这着实是罕见的创新，因为19世纪大部分时期，法国资产阶级的课税普遍很低。战争前夕，关税（于1872年，即实行自由贸易12年之后，该赋税被重新启用）占政府税务“收入”的18%，消费税（主要是酒水、盐和烟草等政府垄断的行业）则占到1/3。另外一个收入来源是小笔合法交易中的各种形式的印花税（占1913年税收的1/4）。1913年，直接赋税只占一般总税收的14%。1896年、1907年和1911年，由于议会的反对，引进现代所得税屡次受挫。直到战争爆发前夜，这种反对的声音才被压制。1914年3月，国家对旧有的财政税收进行了改革；1914年7月，引入了针对年收入在7000法郎以上收入群体的普遍综合所得税。\白¨马*书!院` \免!沸_岳+黩*尽管该税率标准为2%，但实际上它属于累退税。除此之外，还实行了5项不完全所得税，其效果与英国税收体系计划大同小异（例如针对不同的收入阶层实行不同的税率）。这项改革的实施得益于普恩加莱引进的比例代表制，它也削弱了激进党的力量，还与衰退的国际形势有关。然而，由于战争的爆发，这项税收直到1916年1月才开始征收。

俄国的体制使其更为严重地依赖间接税收所得，它的收益中仅有很小一部分（1900~1913年仅有7%）来源于直接税收。来自杜马的商业阻力使得所得税无法执行。因此，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国有企业（1913年，铁路工程的净收入为2.7亿卢布）以及针对基本消费品（如煤油、火柴、糖以及伏特加等）的课税。毫无疑问，这些消费税中最重要的是售卖伏特加的赋税，俄国在19世纪90年代对此领域形成了垄断。伏特加垄断得来的净收益是国有铁路收益的2.5倍，而其总获利（1913年为9亿卢布）更是超过国家总收入的1/4。正如经济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所说，税收总负担从1860年占国家人均收入的12.4%增加至1913年的16.9%，但他错就错在认为这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使其质量下降。

德国的情况再一次因为其联邦体制而变得复杂。￠白-马/书+院- \已+发,布+最′芯,蟑~洁?0?0\晓′税+旺` *追~蕞·薪~彰-踕·联邦州在直接税收方面享受垄断，俾斯麦试图打破这种平衡使其倾向于国家利益，但屡屡受挫。实际上，19世纪90年代，从国家到联邦州的净额转移为平均每年3.5亿马克。因此，当联邦州（以及本地公社）可以通过引入所得税来更新其财政系统时，德国政府在19世纪90年代则几乎完全依赖旧有的消费和进口税收。与俾斯麦颇有共鸣的比洛说，它仍似“一位潦倒的旅人，顽固地敲着每个联邦州的大门，这位不速之客仅仅是在苟延残喘”。因此，德国（包括陆军和海军）有限的财政来源主要是靠间接税。所以，军费开支增长的同时，关税也在增长；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利用了人民对于“亲爱的面包”和“军国主义”相结合政策的普遍不满，政府不久便被迫考虑在国家层次上引入财产税。与许多德国右翼势力的设想相反，在陆军和海军方面增加开支实际上有利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该党的支持者都受累退税制的波及。而对右翼而言，经济利益与政党路线相违背，而且在此基础上的联合也因情况而变，以至于那些1912年拥护直接税收的商业集团（如工业者联盟）次年便谴责其落差过大。更重要的是，同样的争论出现在宪法的改革上：不仅存在于特殊主义者和集权问题的拥护者之间，还存在于皇家特权的保卫者以及增强议会力量的支持者之间。在这场争辩中，为了强调宪法的意义，经济利益常常被夸大。最终，这场辩论以妥协各个政党的基本历史立场——中央党的反普鲁士主义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