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完结（1/2）

波峰与波谷第62章完结

“南朝化”和“北朝主流论”看起来各有侧重，其实不妨并存互补。·s^o￠e.o\.?n^e^t/前者是就唐以后的变化而言的，主要就经济文化而言，后者是就南北朝而言的，主要就政治而言。若从“汉化”来理解“南朝化”的话，那么通观中国史，少数族在入主华夏居地之后，都会发生适应性的“汉化”。北朝并无例外，其政治社会变迁的主调也是“汉化”，对这一点我们并无异辞。“南朝化”显示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它不但跨王朝而传承，还把异族政权拉入了其前进的轨道。但从另一方面说，十六国北朝只是中国史上一个“偶然的曲折”吗？江左士族门阀政治，恐怕难以代表中国政治史的一般进程，隋唐帝国的集权官僚政治，也不能说是上承江左士族门阀政治的。唐长孺先生也说到，其对“南朝化”的论述，“职官、法律的变化全未述及”。而我们看到，北朝提供了众多官制、法制甚至礼制进步，并为隋唐所采；它们并没有随“北朝历史特性”的消失而消失，其后的变化也不具有“北朝历史特性消失”的意义。.2!芭!看.书￠王* ?勉?废′岳?独.

隋唐制度的从南与从北是一个重要的考察线索，当然也不能死抠，使之变成了这个样子：从南的制度多、就证明了“南朝化”，从北的制度多，就证明了“北朝主流”。可问题不是那么直线论证的。这里所云北朝制度，并不是部落的原初制度，而是学习汉晋南朝的。但也如学者所言：同样的制度，在北朝就比在南朝运行得更好；而且北朝并非简单学习，还能有所创造，隋唐若干制度上承北朝，显示了北朝的政治活力。北朝制度为何更有效能，其政治优势是如何形成的，才是我们关注之所在，它不仅仅表现在隋唐制度从南从北之上。从更大范围说，北方少数族的存在，是仅仅构成了国防问题，还是影响到了中国史的进程和方向？钱穆先生说历史上有四次大的民族融合，都带来了新的气象。而十六国北朝近三个世纪的历史，可供一环一环地进行探索。

北朝的相对优势和更大前景，或被归结为南朝重玄学、而北朝继承了汉代经学，或归结为北方的种族更新与民族融合。·我?地+书?城/ !首·发_“活力”是个一般性表述。学者可以从结构、体制和形态上，进一步地发掘它，一环一环地考察五胡入主后其政治结构、官僚体制、社会形态和文化观念，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是如何育出帝国政治复兴的。说北朝的胜利在于“武力强大”，也并不错，但那不能只从军事角度理解，还要从政治角度去理解。“武力”不仅决定战争胜负，还能引发更广泛的政治文化变迁，例如，可能推动更集权、更法制化和更富功绩制精神的政治体制。“五胡”不只带来了不同的语言、风俗和血统，也造成了与江左不同的政治结构，即以异族皇权、军事贵族和国人武装为主干的体制。“五胡”酋众间的“主奴”关系，同族间的“同胞”观念，在其“汉化”进程中，也都以特别的方式，强化了政权的集权性和向心力。尤其是，那是一个征服体制，具有民族压迫的性质，由此也具有了更大的内部张力。

从北朝那个“历史出口”，既走出了一个因民族融合而生气勃勃的新生中华民族，同时也迎来一个更强大完善的专制集权体制，它由衰转强的起点，就是民族暴力的制度化。中国王朝经常陷入周期性衰败，专制松弛而权力流失，随后战乱在各处制造暴力；新政权是通过军事活动和军事组织而重建的，吸收了那些暴力，将之制度化，将之转化为新的、更强悍的专制集权。生活经验也告诉我们，大规模的流血镇压之后，统治就会变得严峻起来。所以凡由“征伐”而来的王朝，其初年总能看到“专制强化”。专制的猛兽，是以暴力为食料的。除内源性的暴力之外，外源性的民族冲突、民族压迫和民族统治，同样也能供应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