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完结（2/2）

波峰与波谷第59章完结

”之制在隋唐间告终，唐初形成了文散官和武散官两套序列，文号与军号再度分途，也就是文武分途。那么中古的文号和武号关系，就经历了三段变化：首先是文武两分，重文轻武，进而是文武兼重，西魏北周甚至有文武“双授”；随后隋唐又是文武两分，以文为主。正如北朝的军功贵族政治，既非中国政治“常态”，但又是政治“回归”的一个必要环节一样：西魏北周的“双授”制度虽是一时之制，但其历史意义，依然不可低估。

三、北朝政治文化风尚：重军功、重吏治、重法制

钱穆先生曾论述说：“南北朝本是一个病的时代。此所谓病，乃指文化病。若论文化病，北朝受病转较南朝为浅，因此新生的希望亦在北朝，不在南朝。”陈寅格先生有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文化病”和“新生的希望在北朝”的说法，“塞外野蛮精悍之血”与“中原文化颓废之躯”的对举，都发人深思。

若用一种简单化的表述，南北朝的历史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史。南朝的皇权重振，得力于所谓“次等士族”，即军人势力；但南朝军人仍受文化士族的压抑，未能发展为一支新兴政治力量，所谓“次等士族”重振皇权、重振官僚政治的动量，远不如北朝军功贵族之大。骑马民族的天性就是强者为王、崇尚军功：在建立政权之后，“重军功”的精神就顺理成章转化为重吏治、“重事功”了。军功是要付出生命与热血做代价的，若军功贵族居强势地位，那么文化士族只凭“冢中枯骨”、只凭风采风流而“坐享天禄”吃白食儿，就不太容易了。军人们将理直气壮地提出这样的政治要求：老子的名位可是拿命换来的，那你们呢？你们至少也得有事功可称可考，才算公平吧？由此，鲜卑军功贵族不仅支持了一个强大皇权，而且以其发扬蹈厉的军功精神，为官僚体制注入了蓬勃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