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完结（1/2）

波峰与波谷第41章完结

士人和文吏，在东汉后期，已初步呈现为两个身份性层次，州郡察举、公府征辟大抵以名士为对象。_3?叭/看`书~徃¨ +耕-鑫￠蕞￠全,魏晋以来的中正品和清浊官制度，从制度上大大强化了士、吏之分。南北朝又出现了“流外”制度。流外制度，是受九品中正制影响而来的。在中正制下，中正品二品者属于“士流”，三品以下的卑品之人为“吏门”。北魏孝文帝在九品官品之下，又设流外七品，把中正三品以下的寒人所任之官，安排在流外七品之中，称之为“小人之官”（中正品的三品到九品共七等，所以最初的流外品为七品》中正二品以上官，则留在官品九品之内，并认定九品之内“人咸君子”。官品的流内、流外之别，发源于中正品的高品、卑品之别，也就是士族与寒人之别。南朝梁武帝又创建了一种十八班制，以“班”之高下定官之高下，流内十八班专容中正二品以上官职，“位不登二品者，又为七班”，是寒微人士的任官层次。仅从技术层面看，流内流外也有区分高级文官和低级吏员的功能；不过在南北朝时，设流外是为了区分士庶。^y￠e`x,i?a′k-e·.?c!o^m¨行政等级被拦腰斩断，在士流与寒人、君子与小人之间划出了鸿沟。身处流内，不仅意味着官阶更高，还意味着门第的优越，甚至教养的优越。

王莽变法时曾恢复了周代的五等爵，一时之事而已。而西晋朝廷，又再度启用五等封爵的制度了。“五等封爵，皆录旧勋”，其封授对象，都是西晋的开国功臣及其后嗣，实际就是一次政治大分赃。公侯伯子男五百余国，形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其食邑总户数多达50多万户。相形之下，司马氏诸王的封户约是57万，可见士族与皇族在瓜分权益上，平分秋色。东晋初又有一批新出门户获封五等爵，加上西晋已有旧封者，就构成江左门阀的基本队伍。东晋初拥有封爵者的49人中，只有13人为南士，又反映出了侨姓士族与吴姓士族的利益分配。此外，汉代的常设将军只有八号，魏晋时将军发展到一百多号，并由军职发展为军阶——其功能类似今天的军衔。不仅武官，而且文职也经常用军号标志位阶。

秦汉的等级序列只有爵级和禄秩，而世入魏晋，各种位阶迅速繁复起来，变得叠床架屋了。中正品，清浊官、散官，加号，封爵，将军号…。_鑫_丸/本￠神,栈+ -首*发`这些位阶所发挥的，主要是品位功能，即，用以安排官僚个人的资格、薪俸、特权和礼遇，而不是安排职位等级。汉代禄秩总体上说职位的等级，属于“职位分等”。“职位分等”类型的文官等级，是“以事为中心”的。而魏晋以降，官僚等级制的高度品位化了，转向“品位分等”，这种分等是“以人为中心”的。我们认为，在身份被制度化了的时候，它就将体现为个人的品位；在传统中国，品位性安排的在官僚等级制中的份量，与官员的特权化、身份化、自主性和贵族化程度，是成正比的。原因盖在于此。赘言之，中古官阶体制的“品位化”，其原因在于中古官僚阶级的身份化和士族化。

官僚的身份化和士族化，还导致了国家教育体制的变化。汉代的太学，可以说继承了孔子“有教无类”精神，入学无身份限制，所以容纳了很多贫寒学子。有些穷学生还要靠“勤工俭学”为生，替有钱的学生做饭或外出打工。但西晋的国家学校就身份化了，太学之外另设有国子学，国子学、太学二学并立。东晋南朝，太学进一步衰落，一般只设国子一学。“国子”一词出自周代，指“国之子弟”，即贵族子弟。西晋的国子学专收五品以上官的子弟，南朝“国子生皆冠族华胄，比列皇储”，皇帝的兴学诏书中，往往有“博延胄子”、“广延国胄”之辞。周代“学在官府”，战国秦汉“学下民间”，魏晋南北朝转而“学在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