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完结（1/2）

波峰与波谷第27章完结

东汉统治者既“爱好经术”又“尤任文法”，虽在儒术和礼制上继承了很多新莽的做法，甚至谶纬之学也依然盛行于世，但儒术中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以及谶纬对行政的非理性干扰，则已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了。?x·g+g￠d+x~s\.?c~o,m′至于儒家的仁政、教化思想，并没被弃如敝屣，反倒更深入人心了。秦政和新政在文法和儒术是相互排斥而偏枯了一方，东汉政治则努力使二者各自在其“适宜”的方面发挥作用。意识形态上崇奉儒术，而兵刑钱谷事务中不弃“吏化”，可见“王道”与“霸道”已相互调适，二者在更高的水平上结合起来了。

汉代画像石上的传经讲学场景

在政治思想层面，也发生了儒术与法术的融合。吕思勉、蒙文通先生都曾指出，中国思想文化在两汉间发生了一个转折，社会改造的宏大理想和对现实政治的整体性批判，是西汉儒学的特点，在东汉却不再为人所重。西汉儒生富于思想创造力和社会批判力，而东汉儒生却更具政治理性和现实感，对现实政治的全盘否定和对乌托邦式理想社会的寻求退潮了。?咸~鱼!看*书-罔. `最`鑫′蟑/劫·哽+歆~筷-东汉学人反思王莽变法，这时候他们对汉政和王莽新政的态度，就大异于“新政”如日方中时扬雄的那种评价了。比如桓谭就认为秦政固不足取，但王莽“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也是致乱之道。王充对儒生、文吏之优劣做了出色辨析，指出“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儒生的“轨德立化”与文吏的“优事理乱”“各有所宜”，一个都不能少。还有，东汉末社会也陷入危机，可此期士人对危机的回应，与西汉末的“奉天法古”思路却大不相同了：人们转而求助于法术、霸道。章太炎看到：“东京之末，刑赏无章也，儒不可用，而发愤变之以法家。王符之为《潜夫论》也，仲长统之造《昌言》也，崔寔之述《政论》也。”质言之，王莽失败的教训，使早期儒家思想中的不少非理性因素得到了清洗，儒生开始把“法治”和理性行政纳入思路了，承认了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儒法之争，体现在选官用人和官僚成分上，也就是儒生、文吏之争。-白~马?书·院~ .嶵_辛?蟑￠劫~哽\新^筷`儒生最初只是一批传承礼乐诗书的民间学者，与文法吏相去甚远。入仕居官后，有些儒生不失学人本色，继续发挥“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但也有很多人适应了官场，开始“官僚化”。既已居职从政，就必须面对兵刑钱谷的日常政务，由此才有望仕途通达。面对着刑德、治乱、藩国、边防、选官、赋税、盐铁等帝国大政，不少儒生做出了新的论述，尽管其中仍不无迂远之论，但比起先秦儒者来，毕竟其思考已大为具体化和现实化了，至少君主要求其见解必须具有可行性。很多儒生开始努力学习文法，从而开启了一个重要变迁——儒生“文吏化”的变迁。东汉王朝转向“吏化”，由此儒生的“文吏化”也显示了更大的广度、深度和速度。如王充所说，士人们在粗通经术之后纷纷转习文法，成为时尚。“涉儒学，善律令”，“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之类经术、文法双修并重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兼授经术、法律的私学，也出现了。颖川郡有个经师荀季卿，以《春秋》、律令为教；还有个经师钟皓，以《诗》、《律》为教，门徒千余人。连马融、郑玄那样的经学大家，也同时研究法律。

无独有偶，在儒生“文吏化”的同时，又出现了文吏的“儒生化”趋势。儒学已是帝国正统意识形态了，文吏为求仕途发展而转习儒学的情况，在汉代也与日俱增。这样一来，儒生与文吏又在矛盾冲突中日益接近、彼此交融。汉魏之际的王粲《儒吏论》云：“执法之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