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完结（1/2）

波峰与波谷第23章完结

官品的意义还不止于此。¨捖\本′鰰,戦/ \追*罪_芯_蟑^洁?由于官僚的“士人化”，士大夫与胥吏的分途在选官已初现端倪，而九品官品其实是加快了“士一吏”的分途趋势。九品官品所容纳的官职，最低到台省令史为止（第八九侍从，其品位意义大于职能意义，当然也列在官品之中。至于诸公及“诸位从公”者，列在第一品，汉代上公、三公没有级别的情况，由此而变。官品还遵循“同类官职以居前居后定高下”的原则。例如诸公和“诸位从公”同在第一品，然而诸公在前，“诸位从公”在后，则前者高于后者。这就是吸收了朝位的因素。魏晋南朝的禄秩与官品尚未完全一体化，等于是双轨制；但北朝弃禄秩而专用官品，俸禄发放依官品而定，禄秩和官品并轨了。

汉代的禄秩、封爵、将军号、公卿位、散官、军号等的搭配组合，本来不无错综支离；但九品官品作为一个共同尺度，把它们汇为一体，在九品官品中各得其所，相互有了明确的可比性，等级关系一清如水了。是什么促成了这种变迁呢？这要从“职位结构”和“人员结构”两方面看。从职位结构说，战国秦汉间的剧烈变革，各种新兴官署、官职和官号大量涌现，与旧有官署、官职、官号杂揉并存，其间的指挥、从属、监管、协作关系，其职类划分和和等级认定，一时还不够精致化。*看?书¨屋.暁*说′蛧~ ~更\芯.最,全￠从人员结构说，各种新兴群体与传统势力变迁不定，其利益分割、权力分配和名位占有的方式莫衷一是。但随官僚帝国的不断进化，组织架构不断完善，各种身份、各种名号的拥有者逐渐融入“官僚阶级”的队伍，各种位阶也必然趋于一元化，采用“官本位”的尺度。作为综合性尺度的九品官品，就应运而生了。周代爵级和稍食本是一元性的；战国秦汉出现“爵一秩体制”，其基础是传统贵族政治和新生官僚政治的二元性；而随官僚政治日益成熟，这种二元性逐渐淡化了。

官品的意义还不止于此。由于官僚的“士人化”，士大夫与胥吏的分途在选官已初现端倪，而九品官品其实是加快了“士一吏”的分途趋势。九品官品所容纳的官职，最低到台省令史为止（第八九品），魏晋太学的毕业生所获官资，就可以做这种九品令史之官；九品以下，就是不入流的小吏了，事实上就构成了“流外”。这就为流内士大夫与流外胥吏的区分，提供了前提。同时魏晋还实行九品中正制，中正依德才高下评价士人，为吏部提供任官依据。·看?书*屋-晓¨说_王! ^蕞`芯,蟑/踕\更,芯/哙?除特殊情况（如宦官），流内九品文官的任用都应依据中正品。这就进一步促成了官僚的“士人化”。

第五章

儒·法与·儒吏

中国在很早期的时候就累积出了丰厚的古文化，同时又滋生了专制官僚组织的萌芽。它们的累积和发展，在战国时就孕育出了两样东西：百家争鸣的灿烂文化和任法选贤的官僚组织。承载它们的是两大群体：学士与文法吏。战国秦汉的学士儒生与文法吏的双峰并峙，是战国秦汉的主要政治景观之一，其矛盾构成了此期一条重要的政治线索；而且，这与其时的学术思想变迁，如法术、道术和儒术的关系变迁，也是缠绕纠结在一起的。

秦汉还处在帝制早期，政治文化的波动还很剧烈，相当一段时间中起伏不定。帝国政治体制之奠基，先于帝国政治文化模式之定型。秦王朝的设范立制足以垂范后世，“百代多行秦政法”；然而秦用法术，具有浓厚的“文吏政治”色彩，汉初一度实行黄老政治：直到汉武帝时，才确立了儒术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此后儒生源源参政，与文吏并立朝廷。西汉末事情又向另一极偏转，有了王莽变法的事件。经种种波折，东汉儒法合流，儒生与文吏合流，帝国政治文化才初步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形态，确立了它的基本特征。这个基本特征，就是“外儒内法”，即：在显示、标榜的层面上，或说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尊崇儒术；同时在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