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完结（1/2）

隋唐史第77章完结

四项之外，尚有杂征，较要者为户税及义仓（或称“地税”），近年我国学者或感到分别不清，益有略加说明之必要。^零¨点_看_书- !已¨发?布/最`辛*章+节_

甲、户税 武德六年令全国户量其资产，定为三等。贞观九年[261]，改为九等。长安元年，诏诸州王公以下宜准往例税户。大历四年制一例加税，上上户四千，每等减五百，至下中则七百，下下五百[262]。天宝中此项收入约得钱二百余万贯。（《通典》六）

抑九等之别，或以为专备户税而设（因之，对两税性质有所误会），实亦不然；《通典》六，江南折布下注云：“大约八等以下户计之，八等折租每丁三端一丈，九等二端二丈。”是租粟折布之计算，亦随户等而有所不同，明户等与租之直接相关也[263]。

乙、义仓 北齐旧制，率人一床纳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开皇五年，依长孙平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日随所得劝课出粟、麦，于当社造仓窑贮之，即义租之变相。`7*k′a￠n-s¨h!u*w,u+.!c￠o.m¨贞观二年，戴胄献议仿用隋制，于是户部尚书韩仲良奏定王公已下，垦田亩纳二升，粟、麦、粳、稻，各依土产，贮备凶年，则已由自愿而进为强制。征收手续，系每年户别据已受田及借荒等，具所种苗顷亩，造青苗簿，按簿征收。（《六典》三）永徽二年，以义仓据地收税，实是劳烦，敕令率户出粟，上下（？上）户五石，余各有差。（《会要》八八）但从《六典》三及《通典》六观之，开、天间有田者仍是据亩定征。至商贾户无田及田不给足者，上上户税五石，上中已下递减一石，中中一石五斗，中下一石，下上七斗，下中五斗，下下户免。（《六典》三）估计天宝时每岁约得千二百四十余万石。（《通典》六）

义仓之粟，唯许给荒，不得杂用，可是大业中国用不继，早开挪借之端。（《会要》八八）唐自神龙以后，亦费用向尽。（《通典》一二）故开元四年有变造（犹今云加工）义仓糙米送京之禁。（同上《会要》）

其余传驿税、外官月料税，则俟后再详之。

总括言之，隋以前征课，因缺乏详细纪录，唐税究比前代为轻为重，难作定评。/x·1·9?9-t^x′t+.+c,o_m¨试单就租一项立论，假使受田足额，则北齐露田一百二十亩，垦租二石，北周一百亩，租五石，隋、唐均每亩二升五合，是隋、唐比北齐为重，而轻于北周一半。

第三十九节 租庸调变为两税

鞠清远尝疑两税是包含户税及“地税”（即义仓税），近人或奉为定论，余已发表过长篇辨正[264]，今不多赘。所须再行拈出者，唐在建中以前，公私文件中已屡见“两税”字样，即凡分两度征收者便可称“两税”，只是一种通名，无“两项税制”之函义[265]。庸调敛于仲秋，租则仲冬起输（见前节），租布与庸调布分而为二（见前节三一四页注①），则租庸调亦可谓之“两税”，两税之成为专名，乃在建中以后。另一方面元稹奏有云：“臣昨因均配地税，寻检三数十年两税文案。”（《长庆集》三九）是两税亦可统称作“地税”，吾人对两税之“两”字，不宜过为泥解。

《韩非子·诡使篇》：“士卒之逃事状（藏）匿，附托有威之民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以万数。”逃税之弊，自昔不免，逮中古而其风益厉，东魏武定时有逃户，北齐文宣时，阳翟郡籍多无妻（逃避半床），隋初有浮客。武后证圣元年李峤已极言逃户之弊，又圣历元年陈子昂《上蜀川安危事》云：“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征敛驱役，皆入国用。”（《伯玉集》八）农民非不愿有田，然处于超经济剥削之下，无能担负，始不得已而逃亡，同时版籍失修，豪强兼并，赋纳大量转嫁于贫农，是又加速逃亡之一因。宝应二年九月，令客户住经一年，自贴买得田，勒令编籍，又大历四年令割贯改名，一切断禁，（《会要》八五）既非对症下药，宜其无补时艰。杜佑论隐户所由起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