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完结（1/2）

隋唐史第71章完结

第三人为崔胤，别见下文。,6/1′k^s¨w′.`c\o′m,

宪宗英武，视肃、代、德三宗稍胜，故元和之治，陵驾中唐，如斥刘光琦之分遣敕使赍赦书（元和三年），允许孟容之械系神策吏李昱（四年），抵许遂振于罪（五年），赐弓箭副使刘希光及五坊使杨朝汶死（六及十三年），杖死王伯恭（六年），听裴度言，撤回诸路监军（十二年），又吕全如擅取樟材治第，送狱自杀，郭旻醉触夜禁，即予杖杀，未尝不奋其刚断，振彼朝纲；然宠任吐突承璀，始终不悟，卒死小人之手，复何闵焉。

自宪宗而后，除敬宗以太子继位外，无不由宦官拥立：

穆宗 梁守谦、王守澄等。

文宗 梁守谦、王守澄、杨承和等。

武宗 仇士良、鱼弘志。

宣宗 诸宦官。

懿宗 王宗实。

僖宗 刘行深、韩文约。

昭宗 杨复恭、刘季述。

宦官之中，又以神策派占多数，握兵权也。穆宗之立，神策军士每人赏五十千，六军人三十千，金吾人十五千。敬宗之立，神策军士犹每人赐绢十匹，钱十千，视藩镇之拥立留后，曾无以异，夫何怪复恭有定策国老、天子门生之夸语，而文宗至于泣下沾襟也。,e*r+c\i*y\a?n¨.`c?o!m′（《新唐书》二〇七《仇士良传》）

第三十六节 北魏均田之缘起及其制度

住国之分田，同于行国之分牧，徙大宗之民而不设法安插，使有所资生，势必致地方不宁，封建统治者头脑如稍为清醒，当能见及；例如北魏天兴元年（三九八），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盛乐），给以耕牛，计口受田，（《魏书》[226]二）又永兴五年（四一三），徙越勤倍泥部二万余家于大宁川，给农器，计口受田，（同上三）此乃应有之措施，其细则虽不得而详，然吾人如能深味此二事之动机，对于后来太和何以均田，便不难了解。

北魏孝文太和九年（四八五），特诏均天下之田，诏曰：“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魏书》七上）此一制度大致维持至唐天宝之末（七五五），几达二百七十载，可说是我国中古经济之一次大变革。-x~i*a-o¨s?h_u·o?h¨u′n*.\c*o!m?

魏朝有此变革，或以为根于鲜卑族之野蛮性，且当日土地荒废，人口稀薄，农业劳动生产力大大破坏，均引起均田制之条件[227]。又或谓受占田之影响[228]，然均田与占田本质不同[229]。前一说虽有相当之理由，究其实则促成此巨大改制者尚有三端：（甲）鲜卑来自漠北，应多少受突厥族文化之影响；突厥旧习节级分地，行国分牧转入住国则为分田，故北魏之均田，实执行漠北旧俗之变相。（乙）孝文以太和十九迁都洛阳，南徙之心，蓄之谅非一日，假使部人来至新都，并无寸土，不徒益激本族大多数之反抗，抑亦无以资生。再看“新居三口给地一亩，奴婢五口一亩”之条，亦近于预留地步；故曰均田为鲜卑南迁之跳板。（丙）鲜卑俗战胜时所俘掳，恒散给部下[230]，汉族蓄家奴总不如鲜卑之多，今观露田、桑田、麻田三项，奴婢或奴均各依良，用意大可见。又牛多者受田可至百二十亩，亦似偏替畜牧业者着想。故曰均田之创制，基本为鲜卑人谋生计，亦即是巩固其统治基础。唐长孺言：“关于太和定品的原因，主要是在提高鲜卑贵族在社会上的地位[231]”（据《魏书》七下，太和十五年大定官品，十九年十二月宣示官品，即九品之制），此一事正与均田政策平行并进。均田既施于鲜卑，对汉族自不能不同样敷衍，一般贫无立锥之下层阶级，不知葫芦里卖什么药，当然表示欢迎。行之百年（约开皇初），鲜卑族已急剧融化于汉族，浑忘其游牧之习惯，初制之重点便日趋消失[232]。同时，富豪大地主为数激增，均田制于是开始崩溃，然即无此变化，只世业廿亩，身没不还，历时愈久而可供授受之田愈少，已足使均田制无法继续。隋、唐交替，国基未固，统治者固不敢招致大多数贫农之反对，贸然取消此制而要接受下来。开皇十二年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狭乡每丁才至廿亩，老小更少），大业五年正月，又“诏天下均田&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