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完结（2/2）

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第42章完结

更是盛大，而且所立记述武功的战碑数量多、尺寸大、广及帝国，并大量在全国的文庙/学校竖立，声势浩大地跨越甚至逆转了传统文武的界线与等级。[50]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朝突显战勋的方式，可以追溯到康熙时期。

以在国子监/孔庙竖立战碑为例，最早便是康熙四十三年平定朔漠后，告成并勒石于国学“大成殿甬道之西”。[51]雍正三年平定青海后，依循前例，将战碑立在康熙碑的对面“大成殿甬道之东”。[52]之后乾隆平定金川、准噶尔也都依例立碑。同样的，乾隆平定金川、准噶尔等所敕撰的方略，也是康熙时率先创立的体例，包括《平定三逆方略》、《平定朔漠方略》等一连串的制作，开启了日后清代官修方略的先河。[53]其中《平定朔漠方略》甚至还由武英殿刊刻，“颁行中外，昭示臣民”，[54]可见康熙并非无意建构帝国武勋，只是未选择视觉的模式，而以文字碑刻为主。

倘若如此，为什么康熙朝创造发展了方略与勒石太学的纪念武功模式，在官员与贵族战勋视觉文化方兴未艾的同时，宫廷却刻意排除了武勋图像的制作呢？为什么官方对战勋图像和文本的制作有不同的考虑？究竟应该如何整体理解康熙朝的战争文化表述？

若进一步检视康熙朝所创造发展的武勋文化，就会发现其试图将战勋提升到帝国仪典的层次。康熙于国子监/孔庙所竖立的战碑“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即是一连串帝国武勋仪典的一部分。康熙平定朔漠后，除了遣官致告天、地、宗庙、社稷、陵寝等常见的典礼外，还包括过去军礼少见的“遣官告祭先师孔子”。[55]他对此举的解释“考之《礼·王制》有曰：‘天子将出征，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又《礼》：‘王师大献，则奏恺乐，大司乐掌其事。则是古者，文事武事为一……故受成献馘，一归于学，此文武之盛制也”，即书于“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56]使之成为文武并列的帝国军礼。告成太学与勒石纪功自此成为之后清代军礼的一环，即便雍正与乾隆并无亲征，仍援引此而形成体例。同样的，康熙时新创的敕撰方略，也成为之后《大清会典》军礼的一部分。在“遣官致祭……先师阙里，复告成太学，勒石纪功”后，便是“以平定方略，宣付史馆”，[57]可见康熙朝所新创的战碑与方略，亦成为帝国仪礼的层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