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完结（2/2）

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第28章完结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2期，第8～33页；朱敏：《解读明人〈抗倭图卷〉：兼谈与〈倭寇图卷〉的关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2期，第47～64页；吴大昕：《倭寇形象与嘉靖大倭寇：谈“倭寇图卷”、“明人抗倭图”、“太平抗倭图”》，《明代研究》第16期，2011年，第141～161页，感谢李卓颖告知此文。关于《倭寇图卷》的研究，参见须田牧子《〈倭寇图卷〉再考》，彭浩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2期，第34～46页。感谢板仓圣哲提供《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的最新研究。笔者的研究在日本学界引发更多相关讨论，见鹿毛敏夫《“抗倭図巻”“倭寇図巻”と大内義長·大友義鎮》，《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研究提要》（23），2013年3月，第296～307页；须田牧子：《〈倭寇图卷〉的研究现况》，黄荣光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6期，第51～55页；须田牧子：《特定共同研究倭寇プロジェクト、三年間の成果》，《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研究提要》（25），2015年3月，第109～116页；板仓圣哲：《蘇州片と“倭寇図巻”“抗倭図巻”》，《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研究提要》（25），2015年3月，第117～131页；关周一：《總括コメント》，《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研究提要》（25），2015年3月，第132～139页。

[160] 感谢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须田牧子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板仓圣哲的协助，得以观览《倭寇图卷》。

[161] 须田牧子从两卷红外线摄影辨认出“日本弘治三年”与“弘治四年”，认为正是王直败走与捕获斩首的标志性年份，故二图是对“‘嘉靖大倭寇’中明军获胜的象征性描绘”，参见须田牧子《〈倭寇图卷〉再考》，第43～46页。关于万历时期对嘉靖倭寇的兴趣，参见吴大昕《猝闻倭至：明朝对江南倭寇的知识（1552～1554）》，《明代研究》第7期，2004年，第29～62页；吴大昕：《海商、海盗、倭：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第84～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