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完结（2/2）

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第3章完结

态过程，亦是建构“皇清文化霸权”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也是本书标题“刻画战勋与清朝帝国武功”所要讨论的课题。此处的“帝国武功”主要不在考证清代征战的历史，而是析论清宫如何将相关的事件表述为展现帝国武力征服的功绩，尤其是作为视觉表述关键之战勋图像在其中的作用与意义。

三 跨越传统画史的战争图像

相对于欧洲视觉艺术中，战争题材作为最高阶绘画类型的历史画之分支，有着丰富多元的表现，[24]关于战争的图像在历代中国画的题材中则显得稀少、特殊而边缘。与一般中国绘画记录的通则相反，关于战争的绘画条目少见于传统画史著录，却多见于正史文献。传统书画著录中有关战争的少数绘画条目，多非刻画交战场面，而是以相关的仪式为题材。且其描绘的主题有限，基本上以唐代的故实为主，例如描写唐太宗（599～649）于长安近郊的便桥与突厥颉利可汗（579～634）结盟的《便桥会盟图》与《便桥见虏图》，[25]以及唐代宗（726～779）时郭子仪（697～781）退回纥的《免胄图》。[26]两者经常托名绘画大家如李公麟（1049～1106）和刘松年，主要出现在元代之后的著录，[27]但都非画史常见的题材，也难以在传统画史中归类。例如《宣和画谱》就毫无记载，也很难归入其十门“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之内。[28]即便现代学者重新发掘出如“子女画”、[29]“别号图”等盛行于特定时空的绘画类别，[30]或是当今因受到西方艺术史学影响而加以关注的“叙事画”、[31]“城市图”等新界定的类型，[32]战争图像也不易归属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