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章完结（1/2）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第112章完结

在直隶首府保定，留日回国的甲辰科状元刘春霖于1908年出任直隶高等学堂教务长，次年任监督，直至1913年该校合并至北洋大学为止。~如￠蚊^旺￠ ¨首?发^[6]在保定的直隶法政学堂，癸卯科进士杨肇培、黄纯垓担任教习。黄纯垓既讲授“人伦道德”一课，又教授属于“旧法”之列的《大清会典》，在其1919年出版的文集中，还保留了当日的讲义。[7]杨肇培任教的时间更长，贡献更大。1911年直隶总督陈夔龙奏请奖其四品衔。[8]在天津，甲辰科翰林邢端于1908年襄办北洋工业学堂，1909年接任监督，直至1913年。据说，邢端虽在日本学过化学，“但因系简易速成一类，他很讳言，只以翰林牌子任监督以至校长”。尽管有不少阻力，但在邢端掌校时期，北洋工业学堂“无论教务、事务，皆可循序推进”，教育事业“已日上轨道”。[9]

首善之区京师、直隶之外，经济富庶、文风最盛的江浙地区，学堂办得既早又多。在南京，两江师范学堂颇著声誉，民国时代赫赫有名的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即其后身。*看¨书-屋/ `已￠发_布/罪\辛′彰^踕`1904年，甲辰科翰林江西人雷恒请假出京，被两江师范学堂留充舆地正教员。迨1905年秋，接任教务长，“总持教务、严定规则、扩充班次”。所以，1910年江宁提学使以雷恒“在堂七载”，“成材正不乏人”，奏请援照江南高等学堂教务长缪荃孙的成案，奖其四品卿衔。[10]而当缪荃孙辞去南京高等学堂教务长一职后，亦由甲辰科翰林林世焘于1908年初接任。[11]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同在南京的两江法政学堂于1908年开办，其监督即是癸卯科翰林吴璆。事实上，吴璆此前已经两江总督端方奏调来宁，“代办两江学务处”，并在两江总督署“办理学务文案”。1909年张人骏接任两江总督后，“照旧委用”。1911年夏，吴璆又署理江宁提学使。[12]可以说，吴璆与清朝最后几年两江学务的关系甚为密切。

江苏巡抚的驻地苏州，最是文风胜地。有清一代共113科状元，仅苏州一府，就独占23名，竟有1/5强。-纨^夲+鰰`颤¨ !已^发^布_蕞~欣?蟑,劫![13]若考察清末苏州办学的历史，则绕不开两位苏州籍癸卯科进士：其一是著名学者章钰，另一位是地方议会领袖孔昭晋。章钰从1904年开始回籍办学，“历充苏省学务处参议、初等小学堂、师范传习所总理，师范学堂监督，高等小学堂堂长，学务公所课长各项重要差务”，直至1909年为止（其间1907～1908年丁忧）。[14]孔昭晋于1908年初“以普通课副长代办总理事务，宣统二年正月专任总理”。至1911年初，“学堂、学塾共推广至二十所，成就学生共计二百八十余名”。[15]此外，两位来自苏州之外的甲辰科翰林也在主持着苏州省城更高级别的学堂事务。江苏常州府宜兴县的潘浩，于1906年接充苏州府中学堂监督。来自江苏松江府上海县、日后以编著《光绪朝东华录》著名的朱寿朋，则在1909年接任江苏省城高等学堂监督。[16]癸、甲进士在苏州兴学堂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不难从中窥见。

癸、甲进士并非仅在省会办学。在状元张謇的家乡江苏通州，癸卯科进士孙宝书长期办学，对学堂贡献良多。孙宝书于1903年考中进士后，即回籍办理该州两等小学事务，被公举为第一高等小学堂长。1904年冬天在日本考察了三个月后，次年并筹办通州城乡各级初等小学堂。1906年，通州、海门厅两地合办中学堂，孙宝书又被公推为监督。至1911年，两江总督张人骏以其“在籍办学已逾五年，成就毕业学生至百人之多”，请予优奖。[17]

浙江办学起步亦早，名儒邵懿辰之孙、癸卯科翰林邵章角色突出，著闻于时。早在1897年，邵章就创办浙江蚕学馆，后改为蚕桑学堂，开全国蚕桑改良之先声。1899年，邵氏在杭州开办养正书塾，中、小学合办；迨1901年朝廷命广设学堂，该校遂改为杭州府中学堂，邵章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