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完结（1/2）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第59章完结

因此可以说，头场之所以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实由荐卷、阅卷程序所决定。-E+Z.晓,说?王* +已-发·布¨最~新￠蟑+截¨然而一旦头场区分度不高，二、三场的权重也就相应增加。这与头场考题、考官阅卷态度和临时操作均有关系。[107]

较之阅卷、荐卷程序及场次权重，更为微妙的是同考官以何标准荐卷、总裁以何标准取中。科举考试凭文录取，八股文尚有一定格式，亦即学养文笔或许意见不一，而起承转合则有相对标准，但毕竟由人衡阅，亦难有一成不变之准则，不同考官品味有别也可想见。改试论、策、经义后，程式明显放宽，篇幅长短不一，同一题有人三页不到，有人则多至七八页。[108]且改制初期，尚在摸索。因此，取中标准更难预卜。但若说毫无标准，既乖情理，亦难以证实。或许比照考中的墨卷与科举中人的议论、考官的感受，可以略窥梗概。

现存朱卷及会试墨卷绝大多数为考中者的，且并非全貌，常常是从三场共13道答题中挑选几篇。同时，选刻的会试闱墨往往已经过同考官润色。不过，这也恰可看出哪些卷子为考官所喜而脱颖而出，哪道答题为考生得意之作而刻入朱卷。+咸*鱼?看.书/ -唔?错′内`容,取中标准便可从中透视。前文已述，从头场墨卷看，同一道题往往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即使结论相近，而切入的角度、论述的思路、内容的侧重、行文的风格也常常各自有别。二场策题预设和导向更强，结论雷同度高，但大同小异之处也值得注意。整体看来，想要获隽，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立论新警、说理精透而行文有别于人者易受青睐，不偏不倚的答卷未必走俏。

癸卯年闰五月二十二日，吕佩芬奉派湖南乡试副考官。此时经济特科初试甫毕，张仁黻向吕氏谈及张之洞阅卷时不取三类答卷：“一蹈袭康、梁之书例；二引用西书不择典正者；三誉外太过、立言失体者。……众皆服其宗旨之正。”吕佩芬答道：“香涛所取一百二十余人，果皆无此三弊乎？吾则未之敢信也。”[109]关晓红就此认为“特科如此，乡试、会试自然难逾其轨，即不偏不倚的试卷更易为考官青睐”，并以金兆丰、王寿彭、夏启瑞三人二场首道策题的答卷为例，证明“上述宗旨已贯彻落实”。`n`e′w!t?i.a¨n,x_i-.^c*o′m![110]

其实，上述三人之所以能入彀，恐怕更多由于头场。金兆丰头场首题被刻入文明堂闱墨，开篇便不同凡响：“固守之兵利用详，胜敌之兵利用简，独立之国利用经，列强之国利用权，仁义之师利用宽，节制之师利用严。”结尾更是以古说今，绝非不偏不倚之论：“管子是举已开后世民团、保甲之先声，而为今日工战、商战之鼻祖也欤？”王寿彭也不同于许多答卷一味颂扬管子，而是先扬后抑，末尾称“管子之法其犹未免于霸欤？”夏启瑞虽亦赞赏管仲准古酌今，通经致用，但在末尾却来了一段春秋责备贤者之义，于是境界全新。[111]可以说三人头场首论皆非不偏不倚之作，其立论行文均有新颖出奇之处。

此外，科举中人对后辈的“指导”也值得注意。癸卯年正月，许同莘即将赴汴应试，其伯父许珏致信勉励道：“场中文字放胆抒写，小心检点，得失听之于命，不必过事矜持。”许同莘不幸报罢后，次年许珏又劝令他早到开封，静养半月，至于“场中文字不必求异，总以持论平正，说理精透为贵，尤在相题有识”。[112]两次说法不无差异，而许同莘亦均落榜。与许珏只有举人功名不同，冯汝琪之父冯金鉴翰林出身，且曾多次典试，熟悉科场实情。冯汝琪癸卯会试报罢后，冯金鉴评论其文曰：“朱卷文字清健隽永有余，而饱满不足。变法之初，以辅佐富有为贵，徒以清隽胜人，此会试所以落第也。即如末篇公心如何可变，私心如何不能变，须将实在利弊痛切言之，加以辅佐，自然满当，易于动目。只以无文正之心亦未可行一句收束，似嫌空而力薄。”因而建议“明年会试宜从充实处着意，证佐多，篇幅长，不外多用时务书一法”。[113]意谓变法初期，“以辅佐富有为贵”，故答卷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