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完结（2/2）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第55章完结

才，急于表见于天下，未能深求政令之大本，又不能收贤才以自辅，以永其传而恢其业。此则尚论之余，不能不为贤者责备之也。”袁祖光指出，管子的确善于变法，但“偶变为救时之策，不变为治国之经。不然专尚变更，事不师古，直商君、荆公耳。焉往而不病国哉”。陈畬则几乎是反对慕富强以变法：“能修政则自能行令，能行令则自可用法，安见古法之必不富强哉。必有管子而后能变法，既有管子，亦何待变法。……后有慕富强而好言变法者，其自顾诚能如管子否乎？”[61]

王道、霸道之辨是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一大主题。以此立意的答卷亦复不少。史宝安赞赏管子善于治兵的同时，指出其“失在于少仁义，设能广大其德，则不止于霸”。[62]王大钧则有不同看法，他说当时列国皆治兵，管子“明乎强兵之转得弭兵也”，故“犹是王制”。[63]王寿彭称：“周礼一书法良意美，王莽伪托，安石误会，惟管子变通用之，故能相齐以大得志于诸侯。虽然，孔子议去兵，孟子言得道多助，苟以民心为兵，则井田虽不可复，而敌王所忾，固觉无民非兵也。”故认为“管子之法其犹未免于霸欤”。[64]彭世襄持论诡怪：“管仲重内政，特以桓公急于图强，不得已托辞寄军令，以应付桓公，而自己内治政策适以从容布置”。后人谓管子一匡九合之烈，由于阴谋诡计，是厚诬管子。强调《管子》一书精义在于注重礼义廉耻以修内政。[65]黄兆枚则以王道、霸道切入，最后归结于世变日亟，不可忘武备。[66]与王道、霸道有关系的是兵家制胜之道。邵章认为管子将军令寄于内政，“有征伐而邻国不知，则千古兵家胜算，为强国弱敌者所当取法”。[67]郝继贞则持论完全相反：“世论仅以寄之为义，取于邻国不知，为兵家秘密之计，偶一试其谲谋，必不可以常得志，固治兵者所不取也。”[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