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完结（1/2）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第55章完结

从取中的答卷来看，同一道题题眼固然一定，作答却须新警而有别于人，不偏不倚、四平八稳之卷未必能受到青睐。′s′y?w?b+o~o!k..,c,o*m_癸卯科头场五论最重要，首题“管子内政寄军令论”尤要，也存留下更多的闱墨。士子们的答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情况。此题贯穿着变法与治兵的主题，也是现实的反映。所以士子须紧扣变法和治兵立论，至于切入的角度、论述的侧重、得出的结论，则可各自不同。故从兵农分合、古今异同、政军文武、王道霸道等方面立言均可，甚至直言当下，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皆有可能入彀。

图4-1 1903年光绪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会元周蕴良首题闱墨

会元周蕴良认为，管子此举不背《周礼》兵民合一之旨，但后世兵民分离，“民之为农为工为商者，皆以兵为贱事，于是召募有兵而常备无兵，行伍有兵而田野无兵，兵自兵，民自民”。最后暗讽时下：“当事者犹矜言治兵，吾恐对于大国将忌我而先发以相乘，对于小国将疑我而协力以自保。”[53]张鹏翔在梳理府兵、募兵之争的史事后，为当下支着，认为“匪惟当合兵民之势，抑且当通上下之交”，因为他觉得兵民合一与泰西常备、预备之制有暗合之处。/咸/鱼`墈,书_徃· \勉′费′阅′毒\[54]

不过，对于兵民分合问题，陈曾寿即有不同看法。他说：“后世兵事日繁，战具日精，寓兵于农，以农为兵，势必至于兵不知兵，农不知农，兵农之一分而不可复合，亦必然之势也。”陈氏进而就文武关系阐发高论：“至其兵与农工商分而独不与士分者，盖古者庠序之称曰士，卒伍之称亦曰士，兵农可分而文武必不可分也。”若文武不分，即无周蕴良所谓的“以兵为贱”之事。王震昌也认为古今时势不同，管子之法“概欲施之后世则未也”。不过他也觉得应该提高兵的地位：“除其力役，蠲其租赋，就内政所载而变通之，务使民乐为兵，不以兵为贱而鄙之，不以兵为苦而避之。”[55]张家骏则强调三代以上之官制文武不分，故将皆儒臣，不同于武夫之骄悍，而管子正是才兼将相的代表。[56]

然而，杨兆麟的判断却有差异。他从比较管子与孙子切入，认为二人一相一将，故管子议兵制，而孙子言兵法。至于当下欲图自强，必须师管子之意，先强其民，储可用之兵而不轻用，同时培养将才如孙武者，以备非常之用。*x~z?h+a-i!s+h,u!.~c¨o_m-徐谦鼓吹民兵，不惧兵祸：“今处开通之世，相竞为国，使其民犹昧夫大义，而惧兵祸，而书生之论必以穷兵黩武为戒，其如强邻之环伺何？”[57]朱寿朋则批评晚近士夫以外交为最急务的看法，指出军政更为重要：“外人向背恒视主国之强弱以为衡，国势强弱恒视军政之兴废以为断。军政不修与无兵同，无兵之国与无国同。”[58]

因为管子此举通权达变的改制内涵正与清末新政的现实契合，所以这一思路也常常体现在答卷中。不过，即使思路类似，观点则未必苟同，而讲法更须各有亮点。褚焕祖强调管子不泥古而知通。[59]田毓璠鼓吹豪杰变法：“天下皆相随于势之中，而圣贤则准时以立法，豪杰则乘势以变法。”金兆丰突出权变以致富强：虽然管子此举“未尽合先王之遗制”，但是“法简一，令整严，寓权变于舒畅洞达之中，洵乎富强之嚆矢”。单镇的讲法则更为婉转曲折：“兵制无百年不敝者也，夷吾之制取效一时不再传，而齐霸遽衰。……岂真立法之不善，有治人无治法，亦古今之通例耳。”进而说：“以兵农合一规复古制”者意非不美，但英才如管子，“去古未远……尚不能泥成法以取胜，而必谆谆然思变计焉，而况下此者乎”，从而导出不泥成法但须变计的主张。[60]

夏启瑞虽亦赞赏管仲准古酌今，通经致用，但在末尾却来了一段春秋责备贤者之义，于是境界顿时不同：“可惜管仲一世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