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完结（2/2）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第54章完结

卖书记》作者王维泰看来，能购览《万国政治艺学全书》等，已是“渐有新旧过渡思想，临文时能解调查者”。不过，士子“最多之数必问《通鉴辑览》、《经世文编》，甚或问《子史精华》”等。尽管趋新的王维泰说这些士子“皆未脱八股词章窠臼”，为“最下乘”，[46]但《通鉴辑览》、《经世文编》等却是应对首场史论题的重要参考书，士子最乐寻购也是人情之常。

何寿章、马太元、许同莘等士子自带和购买的书籍，大都是要带入场中备查的，这早已是晚清科场常态。李林看到几条辛丑科举改制后士子场内翻书的材料，就想当然地说，明清科场搜检极严，此时“乃准士子带书翻阅，应是考虑科制甫经从形式到内容的改革，难度骤增，故以此权宜之计方便考生”，进而论道“厘清这一事实，对评估考试答卷及其学识水平至关重要”。[47]其实，嘉、道以后，搜检已渐从宽，“同、光间则虽仍派搜检官，不过循行故事，由吏役高呼一声搜过……后则此声亦寂无闻”，任士子随意挟书。[48]1894年商衍鎏参加广东乡试，书籍就一概听其带入。[49]许同莘于1899年参加院试，江苏学政瞿鸿禨“概不搜检”。[50]迨1902年参加江南乡试，起初还因“书籍繁重，颇以携带不便为虑”，岂料“入场可令仆人挑入号内，出场亦有亲兵层递背出”，[51]备极优待，遑论搜检。癸卯年三月初八日会试入场，马太元的“书籍以轮自拖”，[52]昂然入闱。所以，考生带书入场早是惯例，绝非科举改制初特为此权宜之计方便士子。只不过科举改制后，士子携带书籍的部头更大、种类更杂、数量更多。明乎此，则士子答卷中出现与严译《原富》字句完全一致的现象，就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对比分析同一道题尽可能多的答卷，才是了解士子如何应对科举改制的有效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