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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第40章完结

即使荣庆所陈办法与上谕的规定容有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荣庆的提议及办法与开进士馆有直接关系。/零^点*看?书/ /哽￠薪\醉!全.癸卯庶吉士、进士馆学员郭则沄直言“进士馆之议发自蒙古荣文恪”。[40]其实，荣庆在上年应诏陈言，论及人才学校时，本有“重仕学”一条，谓“今日培植后进，原收异日人才，惟任时局之艰危，则以当今百寮庶司得人为亟”。[41]他的办法，就是要用学堂“实学”补科举空疏之偏，使科举已取之士接受学堂再教育，期速得人。

上文表明，荣庆所陈办法颇蒙瞿鸿禨赞赏。有意思的是，下文将看到，瞿鸿禨正是进士馆之议的实际主持者，这也间接证明荣庆确与开进士馆颇有关系。当然，如果说进士馆之议发自荣庆，那么，时任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慈眷甚隆的瞿鸿禨则是此议的强力推手，作用更大。

材料显示，在荣庆向瞿鸿禨陈说办法之后，政务处很快便开始讨论该议题。十月末，张缉光致汪康年密函透露出重要讯息：“第一号信……所言明年殿、朝考试录用人员送入仕学馆一节，王相执意派掌院入学堂，鹿公和之。经师座造膝密陈，谓掌院入学堂，必致事事掣肘，慈意谓然。,小/税-宅, ?已~发?布`罪′芯?章~结·闻其折不日即上，或可免掌院一节，而师属万勿宣传。”[42]张缉光系瞿鸿禨善化同乡，师事鸿禨，又任瞿氏儿辈老师，[43]他与朱启钤（瞿为朱的姨丈）同受汪康年之托，替汪的《中外日报》密探消息。[44]

可知王文韶（王相）、鹿传霖（鹿公）并未直接反对进士馆之议，但王却执意派翰林院掌院学士入大学堂，鹿附和，瞿虽不以为然，但显然没能在讨论中说服王、鹿。于是瞿在独对中密陈利害，获得了慈禧的支持。“其折”即指政务处议令新进士入大学堂肄业折，在随手登记档中的事由为“变通新进士章程等由”，于十一月初二日递上，当天便明发上谕，事由亦同，[45]说明上谕即据该折而拟。该密信证实了瞿鸿禨为此事的幕后推手。

值得注意的是，政务处此次极为保密，故报刊报道绝大多数是在上谕发布后才做出的。有关上谕动因的消息有同有异，以时间为序稍做考察，有助于坐实瞿鸿禨的推手角色，并可澄清讹闻，检视报道的趋向和可靠性。

如前所述，汪康年因有张缉光、朱启钤做线人，消息直接来自瞿鸿禨，故汪氏远在沪上的《中外日报》反而较早地获知确情。还在上谕发布的前一天，该报就率先曝光了此事：“闻政府近又奏请，于明年为始，朝考后，凡三鼎甲及庶常、主事、中书等员，皆须入京师大学堂所附设之仕学馆肄业。!w.6¨1+p`.￠c.o′m¨其以知县用者，即在各省仕学馆肄业，均以三年为限，俾士人咸知讲求新学。”[46]观十一月初二日上谕，便知该报道多么准确。有意思的是，《中外日报》虽然预知内情，但仅在十一月初二日的论说末尾附带论及。[47]此时外界尚未看到上谕，汪康年如此小心翼翼，很可能与瞿鸿禨“万勿宣传”的口谕有关。

同处沪上的《新闻报》于十一月初四日则据“京函”称：“上月下旬有某侍御专折条陈，请将明年新科进士及前科未殿试之进士，自此科为始，均须发入大学堂肄业”，政府颇以为然，故明降上谕。[48]该日《新闻报》、《申报》均就上谕发表了专论。[49]远在日本的《新民丛报》于十一天后，也报道了此事，与《新闻报》内容相近。[50]遗憾的是，资料中尚未发现相关御史条陈的线索。不过，即便有类似的条陈，如无中枢大员力挺，也很难过政务处议复这一关。故《选报》谓进士入学之谕，“虽系某御史具奏，亦瞿尚书赞成之力为多”，[51]不无道理。

近在天津，一向消息灵通的《大公报》，此次却落了后手，直到十一月初九日才发出声音：“某大臣于召见时面奏，历陈本年科举之有名无实，不如竟废科举，专由学堂取才。皇上颇为所动，闻虽有竟废科举之意，因皇太后七旬万寿在迩，姑俟恩科举行后，即永远停止。”故次日即下新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