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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第32章完结

此后，沈氏在致密友丁立钧的信中，进一步阐述了对科举、学堂问题的理解：“承询学堂意见云云，此事植在昔年为先觉，而在今日为背时，举世冥冥，事未立而弊已形……凡国所已（整理原文）立于天地间者，宗教一也，文字二也，伦理三也。+小*税/宅/ _耕.辛`醉′全*世必无敢背周、孔之人，然仇经议（整理原文）而灭理学，则宗教之根柢摇；必无偭仓、许之人，然轻译本而重欧文，则文字之根柢摇；必无逆纲常之人，然蔑师长而傲齿德，则伦理之根柢摇。凡此三弊，皆托于废科举之说以发之。然则废科举也，是将举二千年生人之天秩、天序、宗教、文字、伦理一举而尽废之也。恶少之乖张不足论，而名流诡激之谈，官场峭薄之气，不相谋而适与相应，兹则大可惧矣。非掊克不得为人才，非诟厉不得为论议。吾视今人日诟康、梁，而所操之术其为毁瓦画墁，盖无二致，其不大可怪且可惧耶？”[94]沈氏议论针对的正是张謇、汤寿潜、郑孝胥等东南名士以及张之洞等趋新大官。

沈曾植学问好、功名高、交游广，又在总理衙门任章京多年，可谓眼界、学识与经验兼具，绝对不算守旧者。他这种持重的想法，与其戊戌年拟定经济常科章程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2-疤¨墈~书`徃? -埂_辛~嶵?全!亦即保留科举旧法，以安顿旧人，保持政局、人心的相对稳定，同时开辟新科举之途，为学堂“新学”学生谋出路。二者分途进行，两不相妨而相安。期望渐进地转移风气，实现新旧人才的稳妥交替，使中国的固有秩序、礼教、文化不致断裂崩溃。其实，在未受庚子事变的巨大冲击和刺激之前，作为旧学权威但颇为趋新的吴汝纶，就科举、学堂的分合问题，亦有类似的冷静思考：“科目登进，必尽改为出于学堂，吾初亦持此议，继思此亦难行。学堂荐举，是欲反科目为选举，其蔽（原文）不能胜诘。中国之试士，不离文字，文字之业，止可试之场屋，不宜用之选举。即云以平日考试等级为凭，要自可行贿赂请托于其中也。窃谓中西之学，终须分途。其由学堂荐举者，止可由西师试西学；为中国之学，仍以考场糊名易书之法为之耳。”[95]

关晓红曾将晚清科举变革总结为两个阶段：纳洋学于科目，并科举于学堂。甚有启发。但二者均是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的思路。在此之外，沈曾植、吴汝纶的思考值得注意。可惜，沈曾植的方案虽然写进了江楚会奏变法的底本中，最终却被抛弃了；而他向陶模、张之洞的上书申言，也未获采用。-6?吆?看`书-枉? ￠庚^新·嶵~哙\相反，在辛丑年三月沈曾植给陶模致信前后，陶模在奏折中已将兴学堂与废科举联系在一起，而以学堂取代科举为最终目标，与梁启超1896年在《变法通议·科举》中提出的最激进的“上策”相呼应。[96]不过，陶模的奏词虽然痛快，但将科举与学堂完全对应，既混淆了培才和抡才的区别，也轻视了科举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重要功能，不免拾康、梁之唾余；而《变法通议》出自梁氏早年，实多臆想空言。这与沈曾植的科举、学堂分途思路完全相反。

然而，陶模言辞决绝的奏折却带来了广泛影响，一方面是“为科举改革树立高标，使其他督抚的出奏有了参照”；另一方面，随着陶模有关科举与学堂不能并存的断言持续发作，科举不废、学堂不兴迅速成了趋新之士的口头禅。[97]此说法后来也成为停废科举的重要理据。科举、学堂固然有相碍之处，但随后趋新者一味强调学堂与科举的先进落后之别，夸大学堂之难和科举侥幸之易，将学堂不兴的板子完全打在科举的屁股上，体现了国人非黑即白、无妥协精神的躁动。至于决策者“急于观成，仓猝定制”，实难辞其咎。迨废科举后，许多人又发现科举竞争大、去取严，而学堂只要经过年限毕业即授功名，反而容易。[98]此外，当日批评科举阻碍学堂的重要理据是，一遇科举考试时间，学生纷纷赴考，耽误功课，导致学堂无功。一定程度上，这也是科举、学堂合一思路和政策的结果。科举与学堂分途而行，学堂自然不会“一日千里”。但是，“大跃进”式的学堂“普及”更不可取。因为在经费不充，尤其是师资奇缺的情况下，遍开学堂既不可能，也没必要。若为开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