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完结（1/2）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第31章完结

值得注意的是，吴汝纶也提出了自己设计的科举方案：“考试三场仍如旧法，头场易八股为论，经、子、史各一题；二场试策，经、史、时务唯所命；三场诗赋，或他杂题，文体多而不必全作。?g′o?u\g+o-u/k/s^./c′o-m/”[84]可以看出，虽为三场，但题量、题型，却与礼部所议章程不乏共通之处。

作为李鸿章的重要幕僚，吴汝纶难免对张之洞怀有偏见，但他针对张之洞戊戌科举新章的批评，尤其是在场次分配、考试内容、出题范围、难易程度、考官等方面，确是切中肯綮而值得反思的。

迨至辛丑年再议科举新章时，鉴于既乏擅长的考生与考官，亦难场内测试，张之洞终于删除了乡、会试二场考专门艺学的浮夸规定，表示更为务实。但对于普通士子来说，新章难度依然颇大，而在场次、题量与荒经方面，皆存隐忧。即使趋新的报刊评论亦感慨科举新章难度过大，不切实际：“从前乡、会试首场四书文三篇，二场五经文五篇，命题不出经书，作文不过八股，应试者尚未必兼工。_0.0-小¨税!王. ¨免·废^粤?读′今改首场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各国艺学策五道，其难奚翅十倍。纵考取真才，不厌其过难，俾不致滥竽充数，而安得如许通人而试之。即以中国政治史事言，三千年沿革损益之故，治乱兴衰之原，能著为论说，深知灼见者，已千百中无一二，若各国政治艺学，尤为科条繁多，各有专门名家，即在泰西极博之名士，亦不能并通政艺两项。似此绝大经济绝大学问，而骤期诸向为八股之人，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矣。”同时，评论认为题量需要核减：“乡、会试首二场论、策皆定五篇。果欲精心结撰，断非一日夜之力所能成。盖从前经文五篇，策五道，以偏重首场，至此不过潦草塞责，所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者。今既实事求是，应将篇数减少，不致太形局促。夫学业深浅，一二篇中已足觇见，才高之人尤可从容磨炼，以显其长。若限于时刻，一律敷衍，则剿袭者反易混目，而开侥幸之途。似宜核改篇数，请旨酌夺。”[85]《苏报》论说亦认为“际此实学废弛，淹博之才无多，而风檐寸晷之中，论、策多至五道，日力已虞其不给”。\鸿-特¨晓`税′惘_ *醉′新?璋?结\庚_薪·筷-[86]

趋新报刊如此，保守士大夫更不待言。辛丑年九月，前河南巡抚于荫霖在慈禧太后召见时，直言批评张之洞的科举新章标置过高，不切实际：“国家造士，全为中材，如刘坤一、张之洞所议普通学，合今日臣工、士子，恐无一能交卷者，合三年而论，秀才数万，举人将数千，使之尽通，乌乎能？势必如圣谕所云，抄写洋报而已。”同时，于氏认为新章推行之后必然导致荒废四书五经的后果，故建议调整场次顺序：“变法宜专宜简，即如科举一事，谕旨令以四书五经为本，诚得其要，但在三场，恐久而如今日三场对策，必至废弛。莫若仍将四书五经义挪在头场。即曰严加去取，头场有何不可严去取。”[87]

然而，辛丑之际，张之洞已相当激进，欲“大变西法”，甚至不断倡言所谓的皮毛也能救国论。[88]而许多时候，他正扮演着摭拾西学皮毛、轻变旧制的角色。早在辛丑年四月，张之洞已有废科举之心，他私下向其核心幕僚言及新政办法有三等，第一等中就包括“罢科举”。[89]事实上，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科举新章只是作为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张之洞主张分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用学堂逐渐取代科举，实际指向的就是废除科举。[90]所以，张之洞对科举新章自然就欠缺深入而长远考虑，未能真正为国家设计万全之策，于是只将太过不切实际的二场专门艺学删去，却又突发奇想地要废除“无害于取材而有益于防弊”的誊录制度。

沈曾植的科举、学堂分途思路

其实，庚辛之际，科举改章还有其他思路值得注意，尤其是沈曾植的方案。既有研究已表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所用底本正是沈曾植的稿子。沈氏建议“科举、学堂分途考试，不废八股”，但比张之洞稳健的刘坤一亦觉“尚须酌改”。[91]虽然如此，沈氏关于改科举、兴学堂乃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