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完结（1/2）

民国人物传记第74章完结

二 截断众流的新典范

余英时师借助孔恩的典范理论，已简明扼要地论述了胡适对清代考证学这一典范的革命性突破，及其主要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提供的“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就是“一个全新的典范”。?白?马`书`院! +勉`沸^跃·黩_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工作。从胡适个人的学问讲，他显然是继往的东西多；从胡适的时代言，则又是开来的成分重。因为在民初那个时期，学术上继往部分超过胡适的比比皆是，而开来则实无人能过之。在分析胡适的学术影响时，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进而言之，在承旧创新配合得恰到好处一方面，同时代尤无人能过之。这也是必须记住的。余先生指出：

清代考证学的典范是通过文字训诂以明古圣贤在六经中所蕴藏的“道”。这是他们共同遵奉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在这一系统之下，顾炎武以至戴震的考证作品则发挥了具体的“示范”作用（狭义的“典范”）。绝大多数的考证家都安于在这个“典范”之内从事孔恩所谓“常态的研究工作”（normal research）。他们一部书接着一部书考订，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研究，但是他们并无意在概念上或事实上寻求重大的新突破。￠墈^书+屋- /最+欣¨章~踕?庚^薪′快·由于一个内容丰富的典范往往带来无数的“难题”（puzzles），需要个别地解决，因此它的有效性可以维持一段很长的时期，直到严重的危机出现。所谓危机是指在正常的研究过程中不断遇到重大的“变异”现象（anomaly），而渐为原有的典范所不能容纳。对于这种变异——即意外的新事实——研究者最初尚能稍稍调整典范以求适应。但是最后变异太大，已非调整典范所能济事，那就到了新典范建立的时刻了。新典范的建立便表示这门学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民国初年就是一个需要建立新典范的时期。我们看胡适讲话文章中最爱使用的时代分段就是三百年，动辄曰“三百年来”。这也是许多时人爱用的时代分段。梁启超、蒋维乔、钱穆、龙榆生等人的学术史、思想史以及诗词选本，也都动辄冠以“三百年”。这就说明，不管自觉不自觉，时人有意无意间已感到思想学术的“世风”已到该做总结的时候了（很有意思的对比是，讨论政治军事的则常用“近百年”“近三十年”这样的时代分段）。·删!八/墈_书!徃. -已*发~布-蕞/薪\章·洁￠王国维说，清代学术一共经历了“三变”：“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他又说：“道、咸以降之学乃（上述）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者仍当于二派中求之。”[29]余英时师引用此语后说：“这一深刻的观察和典范说完全相符。顾炎武是清学典范的建立者，故其学‘大’，戴震、钱大昕是这一典范的完成者，故其学‘精’，道、咸以降则‘变异’愈来愈多，典范已不得不时加调整，故其学‘新’。”简言之，“清代三百年的考证学到了‘五四’前夕恰好碰到了‘革命’的关头。”

晚清学术的大趋势，就是胡适所谓“‘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这其实也是清代学术内在的发展所逼出来的。清初顾炎武等人既然提倡“回向原典”，经学研究上“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典范就无可避免地要引申到子学研究上去。因为以先秦古籍的校勘、训诂和考订而言，群经以后便是诸子了。清代的考证就是最初集中在经学，旁及史学，后来再发展到诸子之学。缪钺先生在《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一文中论汪中的话说：“容甫治诸子，独能不囿于传统之见，而与以新估价。”因为汪中已见到，“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墨子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此在诸子百家，莫不如是。”余英时师引用这段话后指出，汪中能从墨子的观点去看孔子，证明考证学的内在理路已逐步逼出一种“平等的眼光”。晚清以来章炳麟、梁启超提倡诸子学也更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倾向。不过，从汪中到梁启超的“平等的眼光”既然是逼出来的，其基本上仍然是无意识的。[30]

但是，随着考据范围的逸出儒家经典，越来越多的“意外发现”使得最初的“明经见道”这一假定出现了危机。这种危机其实也就是孔恩所谓“技术崩溃”（technical breakdown）：不符合典范所期待的变异现象不断地出现了。新发现的文献证据不但不再能支持原有的基本假定，反而动摇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