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完结（1/2）

民国人物传记第73章完结

但是顾颉刚自己虽然早已出入今古文经学之门，在同学中的威信尚不是最高，于是就去找同寝室的傅斯年（字孟真）。+山′叶_屋+ ·首,发,傅本是中国文学系的学生，是黄侃的高足，旧学功底极厚，蒋廷黻曾说他句句话后面都有四千年的历史在。而傅斯年又“最敢放言高论”。傅本来对胡适前此比较紧张的那次演讲不甚欣赏，今有顾的说项，就到哲学系旁听了几次，终于表示满意。于是对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这才帮助胡适过了关。从傅、顾说话的口气，可知学生中旧学第一权威是傅斯年，第二权威是顾颉刚，若非此二人出手相助，当时仍可能闹风潮。后来胡适自己也说，当时许多学生觉得他对古史的处理是“思想造反”，认为他不配教这门课，要赶走他，结果因“在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的傅斯年出面干预而作罢。胡适叹谓：“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23]

对于开始时这么一段不十分如意的经历，胡适仍一如既往，以发奋用功来对付。在北大学生罗家伦的记忆里，成名后的胡适常很谦虚地说，“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因为“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所以“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暁^税~C+M-S· ￠勉`沸\阅,犊!胡适晚年回忆，也说他初回国时十分用功。那时胡适下功夫最大的，就是当时风靡北大的太炎学说。毛以亨说，胡适将《章氏丛书》“用新式标点符号，拿支笔来圈点一遍，把每句话都讲通了；深恐不合原意，则询于钱玄同，玄同不懂时，则问太炎先生自己”。胡适自己说，他“工作时兴致来了，不能到了钟点放下来”。所以“夜里总是睡得很晚的”。江冬秀总是事先剥一个皮蛋放在那里，丈夫“工作到肚饿时，就吃一个皮蛋”。这样拼命的结果，学问确实不久就大进，但身体却吃了亏，因用功太过而大病一段时间。毛以亨说：“病愈后胡先生之中国学问，确已有成，真不愧为经生了。”[24]

不过，胡适初到北大面临的挑战并不止来自学生，他在给一年级讲中国哲学史时，就有先来的老师认为胡适不通。胡所发的讲义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教三年级中国哲学史的陈汉章在课堂上“拿着胡的讲义笑不可抑”，并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为大纲的大纲？不通之至。,飕¨搜*小-税?徃_ .罪￠歆.漳-截-庚?芯~快+”[25]这里大约有文人相轻的意思，但所透露的消息却远不止此。因为“我说胡适不通”时，还只是一厢情愿，或者确有文人相轻的意思；到在课堂上拿着证据“笑不可抑”时，已肯定是真觉得不通了。

“哲学”这个术语本非中国自产，而系从日本人那里转手来的西词的译名，早年国人也有译成“智学”或其他什么的。中国既然无此术语，其实也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西方哲学最讲究而须臾不可离的“存在（Being）”，中国传统思想中便无确切对应的概念；即使有意思相近者，也不为中国思想家所特别重视到离不得的程度。中国文化本来自成体系，更完全可以不必有什么“哲学”。胡适后来学问日通，就坚持说他研究的不是中国哲学史而是中国思想史，未尝不是据此而发。[26]今日自不必探讨翻译的准确与否，但那时的国人对此并无统一的认知，大致是可以肯定的。在胡适之前的北大，“哲学史”三字当是一整体的概念，即“哲学的大纲”，而不是“哲学之历史”的意思。所以先前的教授才敢据此取笑胡适。我们切不可将历史的电影片子倒着放，以为是那老先生自己不通。

在顾颉刚读书时，陈汉章是教一年级中国哲学史一课的，他从伏羲讲起，一年下来只讲到“洪范”。而胡适则是丢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以后讲起。[27]两人的取向的确不同。对陈氏而言，既然“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则其用一年的时间只讲到《洪范》正无可厚非。过去中国人本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以三代为最高境界，当然是主要讲清三代就好。而且，陈氏对西洋名词“哲学”是有体会的。历代学人讲三代，无非对现实有所不满，以神游旷古出之，但也恰好表述了那些人对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与柏拉图写《理想国》，取向略同。那些被认为是三代之文的具体典籍固可是后出，对典籍已出之后的古人来说，特别是对民初讲旧学的人来说，其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