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诀外交（1/3）

挺经第十七诀外交

【原文】

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外国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愤激，致成大变，初非臣僚有意挑衅。倘即从此动兵，则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

拿犯八十余人，坚不吐供，其认供可以正法者不过七八人，余皆无供无证，将来不免驱之就戮，既无以对百姓，又无以谢清议，而事之能了不能了尚在不可知之数。乃知古人之不容于物论者，不尽关心术之坏也。

【译文】

这次用（《南京条约》）议和安抚，实在是万不得已之举。但如果这样做能让英国人从此再不犯我边疆，让我们四海之内都能安定，那么为大局舍小局，也是一件幸事，而且谁又能不说这是一种上策呢？

1840年以来的涉外事务，失败就失败在整日战事不断，没有固定的、好的方针政策，于是外患越来越深，最后无法收拾。（同治）皇帝登基以来，外国仍是那么强大，我们也唯有依赖于讲和，绝对不能更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和外国相安无事，这十年以来的平静安定，都是这种策略起的效果。天津这次的教案事件，都是因为民众愚昧，一时愤激酿成大祸，起初并不是地方官员有意挑衅。如果因为这件事发生战争，那么即使今年有幸获胜，明年洋人还会再来，即使天津这一个地方能支撑，沿海各地也是很难支撑的。

已经抓获罪犯八十多人，大多拒不招供，其中认供画押可以处决的也不过才七八个人，其余的人都既不招供又没有证据，不过将来都免不了一死。这样做既无脸面对百姓，又无法面对社会舆论，而事情能否了结还是个未知数。现在总算理解古代那些名声不好的人，并不一定都是他们心术太坏。

【点评】

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了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他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买洋枪洋炮，甚至还建军

工企业，仿造外国的先进武器。

不过，他的总的外交思想格局是对外妥协，之所以要妥协并非投降或屈服，而是为了韬光养晦，以争取时间来强大自己。这种对外妥协的思想，并非源于他的个人品质，而是由当时的中国大环境所决定的。正如曾国藩所说：“古人之不容于物论者，不尽关心术之坏也。”

不是想妥协，而是不得不妥协，这是曾国藩的无奈，想必听到别人叫他“卖国贼”，他也满心委屈吧！“不怕死”的曾国藩，如果他所处的年代是盛世、是强大的，不用担心被“外夷”侵略，不用担心人民的生活，他又怎会去妥协，以求苟安换取骂名呢？

在当时的中国统治阶级里，主张对西方列强进行坚决抵抗的，也不是没有，不过却不是主流。在“和”还是“战”的抉择上，道光和咸丰两位皇帝，始终缺乏“一定之计”。他们一会儿遣兵征讨，“以彰天朝之威”；碰壁后又迁怒于主战的臣子，急着向列强求和，生怕慢了会引起列强的不高兴。

面对如此矛盾和反复的皇帝，曾国藩很是反感。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在如此软弱的统治者面前，他只能要求“和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自强”的时间。而一旦真正交战，曾国藩心里很清楚，败得毫无悬念。到那时候，说不定整个大清江山都要毁于一旦。

曾国藩不敢想这些，所以他坚持“妥协政策”，这也使他永久地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实际上，妥协的外交，只不过是弱者生存之道而已。

长期以来，对曾国藩在外交上的“妥协”，人们简单地把其定义为投降、卖国外交。直到近年来，才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为“投降、卖国外交”平反。认为他当时的妥协并非投降、卖国，而是对列强暂时的笼络，以便争取和平环境，给清王朝以发展和自强的机会。总之，他的目的是最终达到免受侵略和侮辱。

有些专家学者甚至还认为曾国藩之所以用“妥协外交”，是出于他的政治远见和审时度势，他知道那时候中外实力悬殊，如果和列强来硬的话，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