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9 章（1/2）

大汉帝国在巴蜀第 99 章

算刘备在汉室谱系中的世数能够弄清，也不配称汉高祖的子孙；但对于诸葛亮，则盛赞其心存汉室、矢志灭曹的孤忠，议论间往往情不自禁（《读通鉴论》卷十　三国）。

可以这样说，后世之所以尊蜀汉而赞诸葛亮，是把一种身处逆势而冀图复兴的希望投注在了诸葛亮身上；之所以作如是投注，还是因为诸葛亮在同样的逆势里生死以之地致力于北伐讨贼复兴汉室的卓绝身姿！历代之尊崇诸葛亮，若仅归结为他的忠君，实在是太过简单。

蜀汉并没有实现中兴，但由于诸葛亮，所以在历史观念中，它还是被认为延续了汉室的天命。汉室可以一而再地复活，就可以再而三地复活。刘渊建汉，声称自己是汉室的外甥，且约为兄弟；在兄亡之后，由弟来继承，乃属理所当然；刘渊还以“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晋书》卷一百一　刘元海）来辩护自己的蛮夷身份并不妨碍继承的合法性。刘渊这样做当然是出于一种策略，但似乎并不成功。刘渊晚年不得不设单于台，实行胡汉分治。尽管刘渊被目为“五胡乱华”的始作俑者，但后世修史，笔下对刘渊尚属客气，仅称其为“并仁义而盗之者”，这等于是间接地承认他受汉文化浸染而表现出的文明水平，包括他借用汉室的政治策略；而叙述他的继任者刘聪时事，则堪比明人的小说叙述金海陵王故事，似乎那个政权，除了种种荒淫无道的行径和不可思议的灾异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大事值得一叙。刘聪的继任者刘曜的载记也好不到哪儿去。大概是因为这两个人，一个攻破洛阳而俘晋怀帝，一个攻破长安而俘晋暋帝。刘聪在位九年，但其载记通篇没有历法上的时间。有的故事——譬如有个故事说，一只猪戴着进贤冠，登上了刘聪的宝座，一只狗佩戴着武冠和绶带，与猪并坐，后来它们相斗而死在了殿上——明显是编来蔑视刘聪他们的蛮夷身份。《晋书》刘聪载记所采录的材料里充满了羞辱、仇恨和蔑视，显示中原的汉族士人根本不接受这个灭掉了晋朝的胡人政权为汉室的继承者。唐初史臣显然也不打算辨析这种观念，哪怕采录这些材料连缀成的刘聪载记以传统的史书标准衡量也可谓一塌糊涂。

当汉的名号再次响起，汉的意义与刘渊的初衷完全相反。五代十国时，有四个政权建号为汉；元末，陈友谅也建国称汉。由于史料缺乏，我们无从得见其政治论述，也就无从知晓其为什么要以汉为号以及为什么能够称汉；但是，很明显地，这些时代都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华夷矛盾尖锐之时。五代时，中原政权一再地黜于契丹；元末，南方的汉人在经受蒙古人近百年的凌辱之后驱除鞑虏的呼声正如火燎原。陈友谅称汉时，甚至不在乎自己是否姓刘。汉，俨然已超出了刘氏这一家一姓，而成了整个中原文化和正统统治的代名词。汉室时隐时显的天命，俨然成了中国古代道统延绵的一条暗线。从历史上的一次次胡人南下到近代以来的外侮频仍，每当中国遭受挫折或凌逼之时，汉这个字眼便愈现光亮，以至于它最终成了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称谓。

放在——诸葛亮之于蜀汉、蜀汉之于汉室、汉室之于整个汉民族和汉文化——这样一个愈渐深长的历史视镜里，看诸葛亮北伐，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幕：诸葛亮生死以之地致力于北伐，力挽汉室天命；而在对汉室跨越千年的频频回望里，他勉力北伐的身影，最终投映成了对政治道统和文化命脉坚贞守护的形象。

六

一段兴亡，在蜀中故老那里咀嚼了百年，在江渚渔樵那里笑谈了千年。我在夤夜讲完那段兴亡，觉得似乎应该总结一下历史兴亡的轨迹，投笔却不禁失笑：“还是空言！还是落入‘载之空言’！”那段兴亡，不过是白发渔樵醉眼里一个浪头的起落。

如血的残阳里，长河悠悠，奔流而来，奔流而去。

子曰：“逝者如斯夫。”

后记

写作本书，也是为了展示一种读史的方式，包括考察历史的视角和表述历史的方式。

本人读史的视角，余论部分已然论及。在历史学的著述方面，已故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以“圆而神”与“方以智”期勉后学，本书的写作是朝这个方向的一次努力。书中凡涉及史实的部分，力求考证精赅，是为“方以智”。有关三国的史料，出自不同的背景，有着不同的立场或偏见，使用的时候必须审慎地辨明。书中凡不涉及考证的部分，则尽可能使用一种能激发读者关于历史想象的表达方式，给读者一幅完整的历史图景，是为“圆而神”。章学诚曰：“智以藏往，神以知来”。惟有在读者头脑里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