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6 章（1/2）

大汉帝国在巴蜀第 96 章

己行动的正当性。袁曹之争中，袁绍和曹操阵营在决策讨论时，都把跟对手的战争比作“武王伐纣”；诸葛亮北伐时，后主的那篇洋洋洒洒的诏书中也将蜀汉的北伐称作“恭行天罚”。

从“虞夏之兴”和“汤武之王”中所阐发出的观念，铸就了中国古代政治游戏的基本规则。虞夏之兴，以“其德同天”作为帝王地位的正当性基础，汤武之王，以“恭行天罚”作为武力诛伐的正当性基础。在谶纬和神异之说兴起以前，其德同天也好，恭行天罚也好，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朴素的政治观念。其德同天，就是天下为公；恭行天罚，就是吊民伐罪。

司马迁总结的王者兴起的轨迹，可以作为历史考察的参照，也可以作为兴亡之际制定政治和军事战略的基准。

如果说军事战略的灵魂是政治指导，那么，政治层面的战略，其灵魂是天下为公的道义主张和判明善恶的价值诉求。这是政治定位时的最高指导原则。

三

或许有人会说，在一切成败兴亡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实力。但什么是实力呢？实力从何而来？楚汉相争之初，项羽强而刘邦弱；袁曹相争之初，袁绍强而曹操弱。何以最初的强者没能消灭弱者，而弱者则转弱为强并最终战胜了对手？

受拥护的事业才会不断壮大。孟子曾留下这样的警句：“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注疏》　离娄上　《十三经注疏》（标点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孟子的话表达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一个简单而又朴素的道理：得人心者得天下。但是，民心之“所欲”与“所恶”，又如何确定呢？

或许有人会说，不过利益二字耳。但什么是利益呢？如果对利益不作深入的认识，很容易由一种庸俗的利益观而走入一种庸俗的实力论。《资治通鉴》中录入了子思与孟子的一段讨论：

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资治通鉴》卷二　周纪二　周显王三十三年）

在子思看来，仁义与利益不但不矛盾，还能帮助更好地实现利益。只不过，它帮助实现的是大利。子思援引《周易》中的观点说，“利者，义之和也。”那义是什么呢？义者，宜也。直白地讲，就是在利益分配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也就是规则。那么，所谓“利者，义之和也”，就是如果关于利益的各种规则恰当而和谐，一种整体的大利就能更好地实现。

兵家用兵，讲究“以利动”。《六韬》开篇即有这样的宏论：

“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

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

与人同忧，同乐，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

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在《六韬》的兵学思想中，“仁”、“义”、“道”、“德”这些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最核心的概念，是在“利”上表现出来的，而不是空泛的说教之辞。能与人共享天下之财，是仁的表现；能解救人的危难，是德的表现；能与人同忧同乐同恶，是义的表现；能生利是道的表现。这样的仁、德、义、道之所在，天下人都愿意归向他。“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式的大利，与仁、德、义、道这些概念中所表达出来的大义是相通的。

刘邦在消灭项羽后问大家为什么他能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高起和王陵的回答中说到刘邦能“与天下同利”（《史记》卷八　高祖本纪），即本诸《六韬》的思想看待刘项的兴亡。

真正的利益是一种有规则的利益，而价值是规则的内化。所以，利益与诸如仁义这样的概念里所包含的价值并不矛盾。理解了利益的内涵，才能理解实力的内涵，才能理解天下为公的道义主张和判明善恶的价值诉求在政治中的位置。

司马迁批评项羽“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实际上，不光是项羽如此，从战国七雄相争到秦兼并六国统一天下，都不师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