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1 章（1/2）

大汉帝国在巴蜀第 91 章

姜维调整汉中防守部署而发。《蜀书》姜维传载：

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维建议，以为错守诸围，虽合周易“重门”之义，然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使闻敌至，诸围皆敛兵积谷，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且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悬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于是令督汉中胡济却住汉寿，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又于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皆立围守。

这无疑是蜀汉国防部署上的又一次重大调整。在经历了蒋琬时代的战略收缩和延熙七年的那次汉中危机之后，姜维何以还会作此调整呢？

延熙六年（243年），蒋琬率大军还驻涪城，汉中守兵不满三万，次年而有曹爽伐蜀，汉中形势一度危急。此后，蜀汉稍作调整，增强汉中的防御。延熙八年（245年）十二月，“大将军费祎至汉中，行围守”（《蜀书》后主传），可知汉中的防御仍采取“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此制在延熙十六年费祎遇刺前应无变化。从延熙十六年至二十年，姜维年年出军，动辄数万。司马昭伐蜀前对蜀汉兵力的判断是，“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境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资治通鉴》卷七十八　魏纪十　景元三年）蜀亡时，士民簿上“带甲将士十万二千”（《蜀书》后主传注引《蜀记》）。考虑到吕乂传中所说的蜀军中“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诸弊端，蜀军的实际兵力可能并没有士民簿上登计的那么多。诸葛亮卒后，蜀汉增永安之守，先有邓芝督江州，后有宗预督永安；景耀年间，则为阎宇都督巴东，罗宪守永安。蜀汉后期，南中时有骚动，故先有马忠，后有霍弋镇守南中。此即司马昭所谓“备他境”的兵力，连同成都的守军，不下四万。“余众不过五万”，即汉中、武都、阴平等郡与魏对峙前沿地带的守军，也是姜维北伐所能动用的军队。姜维放弃剑阁南撤后，钟会在给魏廷的上表中说到，“维等所统步骑四五万人”，（《魏书》　钟会传）这四五万人包括姜维从沓中撤回的军队和廖化、张翼等人的援军。看来，司马昭对蜀军兵力及其使用情况的判断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姜维出军，动辄数万，看来他将汉中方面能动用的军队基本上都抽调了。这意味着，在姜维主动进攻的这几年，汉中方面并不曾“实兵诸围”。延熙二十年（257年），姜维最后一次大举北伐，“复率数万人出骆谷”。次年，姜维率军从关中回到成都，对汉中的防御作了这番安排，等于是将早先从汉中诸围守抽调出的军队保留下来，未再部署回诸围守，而将其集中为机动兵力，即所谓“游军”。姜维此举，说是为防备魏军进攻而采取的“殄敌之术”，但考虑到过去十年的时间里，蜀军一直采取主动进攻，曹魏内部变故频仍，无遑出击，所以，姜维此举的重点应不在防备魏军进攻，而是将他能动用的有限的军队，集中成一支机动兵力，以便伺机再出。姜维认为原先的部署“适可御敌，不获大利”，可知他调整部署是旨在进取；“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才是姜维调整部署的重点。

按姜维的部署，王含守乐城，蒋斌守汉城，作为汉中的主要支撑点；武都、阴平二郡则有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诸围作为前沿警戒。（注：诸围位置，参见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七　刘后主志　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一版　第587页）汉寿为费祎生前选定的驻地，位于剑门险要之外，西汉水边上（今嘉陵江）。邓艾在洮西之败后，论姜维必定再出时说到，“彼以船行，我以陆军，劳逸不同。”（《魏书》　邓艾传）可知蜀军出陇西，常常借助江河水道。从汉寿沿西汉水可趋汉中、武都；沿西汉水支流白水可趋阴平。汉寿前有阳平关，后有剑阁，即姜维所谓“重关镇守”。调整之后，汉中督胡济不驻汉中而驻汉寿，则汉寿应为调整后蜀军兵力的一个主要集结地。姜维既然是将诸围守兵集中为机动兵力，以便伺机再出，汉寿又方便于向几个方向出击，可以推知，姜维初作调整时集中起来的机动兵力——即所谓“游军”——应该集中在汉寿。

司马昭伐蜀时，蜀军的部署已然不是如此。蜀汉获悉魏军进攻后，派右车骑将军廖化率军赴沓中增援姜维，左车骑将军张翼、辅国大将军董厥等率军增援阳安关口，为汉中声援。廖化率军进至阴平，获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