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1 章（1/2）

大汉帝国在巴蜀第 31 章

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伏龙、凤雏”这一说法的光环掩盖了庞统其人的局限。刘备取益州过程中表现出的局限，庞统不能辞其责。

第三节　刘备取益州的善后措施

刘璋投降了，刘备和他带领的那些军人们进城了。

益州的士民们看到，那些士兵们进城之后，都扔下武器，争相奔赴各府库，抢夺宝物财货。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是刘备为激励将士们攻城而许下的承诺。据载：

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刘巴曰：“此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蜀书》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资治通鉴》卷六十七　献帝建安十九年）

益州的士民们看到，刘备入成都后，大飨士卒，大行赏赐。入城之后的论功行赏，据载：

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余颁赐各有差。（《蜀书》　张飞传）

益州的士民们看到，士兵们从百姓家中抢掠的谷帛又还给了百姓。他们不知道的是，这跟一位叫赵云的将军的谏议有关；他们更不知道的是，成都的房宅及周围园地桑田也都差点被分赐给诸将。据载：

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蜀书》赵云传　注引《云别传》　《资治通鉴》卷六十七　汉纪五十九　献帝建安十九年）

上引诸书所载，为《资治通鉴》所采录。《零陵先贤传》见诸《隋书》经籍志，裴松之曾注引的家传、别传类的著述则只有少量见诸隋志。《云别传》应已失传。隋志将此类著述归入杂传，以其为地方性或私人性的传记，不免有溢美之辞，故其史料价值会打折扣。但诸书参证，应该可以确定，刘备入城后，确曾纵兵抢掠和大行赏赐。《蜀书》先主传载：

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蜀书》　先主传　《资治通鉴》卷六十七　汉纪五十九　献帝建安十九年）

“取蜀城中”，表明当时抢掠的范围还不只是成都。“还其谷帛”，表明抢掠的对象还不只是官府的库藏，还包括百姓的私人财物。

在战乱中，士兵们抢掠财物原是难免的现象。刘邦入咸阳后，也发生过“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的事，刘邦本人也想住在奢华的秦宫里，樊哙和张良劝谏，他才纠正。张良还说此种做法无异于“助纣为虐”，刘邦这才封其府库，还军灞上，并与秦民约法三章。刘邦以此深得秦民之心，为他以后还定三秦打下了基础。日后刘邦在中原与项羽相争，不论战事顺利与否，关中都是他稳固的大后方。

刘备进城之后，任由士兵们抢掠府库及百姓财物，甚至欲瓜分百姓田宅，以大量财物赏赐将士，俨然大业已成，论功行赏。那时候，他显然忘了，高祖如何因之以成帝业。为复兴汉室大业计，他应该安抚益州士民，让他们安居复业，然后向他们征调赋税和劳役、兵役，这样才能将益州经营为日后复兴汉室的基地。

益州易主，刘备的另一个举措是构筑一个新的权力班底。《蜀书》先主传载：

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

陈寿的叙述意在表明刘备新人事格局的包容性。时贤在看待刘备集团的人物构成的时候，有所谓“主客”、“新旧”之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　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　中华书局2004年2月第1版）。“主客”与“新旧”的说法来自当时之人。从历史考察的角度看，我们不妨作这样的界定，以方便表述：益州本土之人为主，外来人士为客；客籍人物中，刘焉、刘璋时期入蜀的人为旧人，随刘备入蜀的人为新人。

若以主客、新旧的角度看刘备取得益州后的人事格局，可以看到，刘备据蜀后的权力班底里，最主要的还是追随刘备入蜀的人，即客籍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