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7 章（1/2）

大汉帝国在巴蜀第 17 章

他的最终目的是想“为朝廷外藩”，实则汉廷在江东已有外藩，而袁术则四处驱逐汉官，他占据当时的扬州治所寿春，任用故吏惠衢为扬州刺史，并派孙策的舅舅吴景及孙策的从兄孙贲攻击汉廷任命的扬州刺史刘繇。不臣之心，昭然若揭。孙策要从袁术求还父亲旧部，等于继续认同孙氏与袁术的部曲关系，这跟“为朝廷外藩”实在是南辕北辙；西伐荆州黄祖也只为家门私怨，便只剩下“东据吴会”这一真实的目标意图。这一目标既不具备正当性，对张紘这样非江东的徐州士人来说也不具有吸引力。

孙策想寻求张紘的支持；张紘托以服丧而反应消极，表明他对孙策渡江的意图并不认可。孙策涕泣横流，辞令慷慨。张紘感其“忠壮内发”，才对孙策表示支持。他为孙策渡江的行动重新理出了一个思路。这是关于江东事业的最早论述，也给开拓江东的事业作了最早的政治定位。

张纮以齐桓、晋文匡辅周室的霸业为参照，建议孙策将开拓江东的事业定位为乃父孙坚讨董伐逆的勋业的继续，是匡辅王室的桓文之业。开拓江东，兼并荆、扬，诛除群秽，匡辅汉室。

这一定位主旨是切割跟逆臣袁术的关系，重建跟汉廷的政治关系。“匡辅汉室”，既是在赋予这一事业以正当性，同时也是将这一事业与淮泗、与中原、与整个天下联系在一起，这对于那些非江东的淮泗士人来说才有吸引力。张紘在作了这一番论述后表示，“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暗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像他那样因避难而流寓江东的淮泗士人的支持。

孙策接受了张紘的建议。张紘传载：“初，紘同郡秦松字文表，陈端字子正，并与紘见待于孙策，参与谋谟。”取得会稽后，“彭城张昭、广陵张紘、秦松、陈端等为谋主。” （《吴书》　孙破虏讨逆传）日后张昭还推荐了同郡的严畯给孙权。这些人是孙吴早期最重要的谋臣。看来，张紘所作的这一定位确实帮孙策吸引了一批徐州士人的支持。

这一定位也有效地帮孙氏切割了与逆臣袁术的关系，重建与汉廷的政治联系。建安元年（196年），袁术僭谋称帝，孙策致书袁术，“责而绝之”。孙策在取得会稽后，“遣奉正都尉刘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诣许，拜献方物。”（《吴书》孙破虏讨逆传　注引《江表传》）建安二年，曹操出于讨袁术的需要，遣王誧拜孙策为骑都尉，袭父爵乌程侯，领会稽太守。汉廷的诏书中称：“董卓逆乱，凶国害民。先将军坚，念在平讨，雅意未遂，厥美著闻。策遵善道，求福不回。”诏书对孙坚、孙策父子以往的经历作了一种正面的评价，对于他们与袁术的关系只字未提。孙策欲得将军号以自重，王誧承制拜孙策为明汉将军。对此将军号，胡三省注曰：“言明于顺逆，知尊汉室也。”孙策在谢表中为自己曾接受袁术所表殄寇将军一事作了辩解，他说，“至被诏书，乃知诈擅”。（《吴书》孙破虏讨逆传　注引《吴录》）意谓他当初接受袁术表授的官职，原是受了袁术的欺骗。

建安三年，孙策遣张紘诣许昌献方物，曹操表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吴候。曹操还以弟女配策弟孙匡，又为子曹彰娶孙贲之女。孙曹遂成姻亲。张紘被留为侍御史。在许昌，张紘“与在朝公卿及知旧述策材略绝异，平定三郡，风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诚，乃心王室。”（《吴书》张紘传　注引韦昭《吴书》）张紘竭力向许昌方面宣扬出这样一个孙策的形象：有能力安定地方，又忠心于汉室。及至孙策遇刺，张紘仍在许昌。曹操欲因丧伐吴，张紘谏阻，“以为乘人之丧，既非古义，若其不克，成仇弃好，不如因而厚之。”（《吴书》　张紘传）曹操欲伐江东的时机是孙策之丧，但缘由却是孙策曾有袭许昌之谋，而实欲攻曹操任命的广陵太守陈登。这意味着江东实已背叛了许昌汉廷。只因劲敌袁绍当前，所以，曹操听从了张紘的谏议，非但没有伐江东，还表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江东与许昌方面的政治联系得以继续保持。

孙权接过孙策创下的基业后，“紘以破虏（孙坚）有破走董卓、扶持汉室之勋；讨逆（孙策）平定江外，建立大业，宜有纪颂以昭公义。既成，呈权，权省读悲感，曰：‘君真识孤家门阀阅也。’”（《吴书》张紘传　注引韦昭《吴书》）“宜有纪颂以昭公义”意谓在军事征服之后，应该作政治上的宣传。张紘所作纪颂我们不曾见到，其主旨应在于突出孙坚“扶持汉室”、孙策“平定江外”的勋业，用以洗刷孙氏门第形象，尤其是洗刷孙氏父子曾与逆臣袁氏的关系所造成的负面形象。原来孙氏的历史还可以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