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章（1/2）

大汉帝国在巴蜀第 11 章

与曹操、与孙权、与原荆益二州集团的政治关系，以及他们与许昌汉廷的政治关系――便都无从明定。这等于是撇开了东汉王朝的政治框架。撇开了东汉王朝的政治框架，那么，对于――如何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相抗衡、如何把握与孙权的联盟关系、如何取得荆益二州从而实现“跨有荆益”的阶段性目标――就无从确定一个恰当的政治指导。

于是，我们看到，刘备向诸葛亮提出问题时，他仍立足于东汉王朝既有的政治框架之内，他的表述里，充满了善恶与忠奸的价值评判；而诸葛亮在对策时，无论是分析问题，还是提出主张，都基本上撇开了东汉王朝既有的政治框架，也基本上没有善恶与忠奸的价值评判。这一倾向体现在诸葛亮通篇的谈话里。

诸葛亮在分析天下大势时说，“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这种看待天下形势的视角，与秦汉之际的纵横家蒯彻谈秦末形势时的视角如出一辙。蒯彻说：“秦之纲绝而维驰，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鸟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这是典型的纵横家的视角，只作形势分析，不作价值评判。而事实上，秦末群雄反秦，往往称秦为“暴秦”。因其为“暴秦”，反秦才具备正当性，才会有广泛的号召力。诸葛亮分析汉末形势的话语，如同蒯彻看秦末形势。一年后，诸葛亮出使江东，对孙权分析形势，使用的基本上是同一套语言：“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孙、刘、曹三人的基本关系，成了“并争天下”。一如“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在诸葛亮的视野里，汉末的形势，也成了“豪杰并起”，“并争天下”。

然则，当时的天下，仍是残存的汉室的天下，是刘备想要复兴的汉室的天下。当诸葛亮出使江东之时，曹操是许昌汉廷——尽管那是一个体现曹操意志的汉廷――刚刚恢复的丞相，孙权是汉廷的疆臣，与许昌的关系并未破裂；身为“王室之胄”的刘备则成了帝国丞相追杀的对象。而诸葛亮看待他们的眼光，既不立足于东汉王朝既有的政治框架，也不对他们作善恶与忠奸的价值评判，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了“并争天下”。

孙、刘、曹的基本关系成了“并争天下”，曹操也就如同秦末的群雄之一。诸葛亮对曹操能够战胜袁绍，从“名微而众寡”到“以弱为强”，甚至表现出了一定的称许，认为“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面对曹操，诸葛亮断言“此诚不可与争锋”。然而，不可与争锋的是曹操“已拥百万之众”的实力，如何在政治上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相抗衡呢？

事实上，曹操的权力基础，仍是建立在汉帝国的政治框架之内的。正是在汉帝国的政治框架内，“挟天子以令诸侯”才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诸侯的顺与逆，“奉辞伐罪”时所捧出的最高意志，都是基于汉帝国仍然残存的政治框架。甚至在刘备的提问中，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尚且被表述为“奸臣窃命，主上蒙尘”。这个表述包含着鲜明的善恶与忠奸的价值评判。它对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在作一种政治上的解构。诸葛亮撇开了东汉王朝的政治框架，也撇开善恶与忠奸的价值评判，自然提不出一个足以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相对抗的鲜明政治主张。

缺乏一个与曹操抗衡的鲜明政治主张，那么，与孙权的联盟算是什么意义上的联盟？诸葛亮在分析了江东的孙权后建议刘备：“外结好孙权”。晋泰始十年（274年），陈寿在编成诸葛亮集后上晋武帝表中也是说，“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蜀书》　诸葛亮传）。在说到与孙权的联盟时，两处表述均使用了一个“外”字，可知这应是陈寿的原文。但陈寿记述的这句话是存在问题的。在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天下观念中，本当是“王者无外”，无论要复兴的是谁的汉室，在汉室的天下体系中，与孙权的结盟，怎么可以称之为“外结好孙权”？司马光、刘恕在整理这段历史时，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资治通鉴》里录入《隆中对》的内容时，去掉了那个“外”字，只写作“结好孙权”。无论陈寿记述的是否为诸葛亮的原话，联系前面分析的诸葛亮看待天下大势时的视角，不难发现，这不只是文字表述的问题，而反映出当时的诸葛亮对孙刘的政治关系缺乏清晰的定位。他在试图以破曹之后的大好局面打动孙权时，也只是说，“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这个“鼎足之形”，是指战后势必会更加强盛的刘备的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