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 章（1/2）

大汉帝国在巴蜀第 10 章

州与下游扬州衔接的战略要地江夏地区在孙权的控制之中，荆州与上游益州衔接的战略要地三峡地区在刘备的控制之中。在正常情况下，谁也没有把握在一场主动挑起的战争中轻易取胜，而曹操依然虎视眈眈于北方。孙权的机会只有偷袭。而刘备，既不认真地重视从前的盟友，也没有认真地防范从前的盟友，从而授孙权以偷袭之机。

至于以刘备再争荆州的失败来为荆益连结的地理困难作补注，其实并不充分。以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史来看，益州与荆州之间发生大型战争时，上游胜下游者居多。刘备的失败，并非因为他没有出三峡，而是由于他的战略失误。（注：详见《夷陵之战》这一章）

孙权背盟并且夺占荆州，应该置于联盟关系互动的历史过程中去审视。从孙权背盟袭荆州的史实中，不能得出孙权必然会背盟的结论，也不能得出孙权背盟就必然能夺占荆州的结论。如果撇开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只从两个历史现象中就得出必然的结论，那么，政策和策略水平的高低就毫无区别的意义。从这样简单的认识方式中也就得不到有价值的历史借鉴。

《隆中对》的问题不在于诸葛亮已经提出来的部分。但孙权背盟袭荆州的史实还是反映出了一些问题。刘备的作为让孙权对联盟意义的认识发生变化。刘备的作为却是在完成“跨有荆益”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跨有荆益”是一个阶段性目标，“结好孙权”是一个阶段性的策略，为什么对前者的追求与后者的维持之间会产生张力，而且张力渐行渐大，直到破裂呢？

诚然，刘备处理联盟的政策和他在“跨有荆益”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具体策略，并不全然由诸葛亮负责。但若检视刘备决策的思想资源，却还是不能不回溯到这套规划的设计者那里。“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既为诸葛亮《隆中对》构想里的重要内容，二者并行不悖，在于其阶段性；离开这个阶段性，二者注定冲突。那么，这个阶段的分界点在哪里？“跨有荆益”即足以形成一个结构；但诸葛亮描画的主要是一个军事地理意义上的结构。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它才是一个政治结构？“跨有荆益”又被纳入一个更大的结构之中。通过“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可以将整个长江一线连缀成一种大势，但这主要是一种军事地理大势。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它才是一种政治大势？

《隆中对》里的构想，既涉及时间的阶段性判断，又涉及空间的政治整合，要实现一个如此宏大而复杂的构想，需要一个超越于具体政策策略之上的统一的指导思想。但是，在《隆中对》里，这种统一的指导思想是缺如的。这种缺如缘于他政治定位的缺如。

第二节　复兴谁的汉室

以刘备三顾草庐所表现出的诚恳，以他向诸葛亮提出问题时所表达出的期待，他希望诸葛亮给他开示的应该是一个总体的规划。其核心是政治定位。但是，《隆中对》里，恰好没有政治定位。

对策中，诸葛亮在替刘备展望他的最终目标时说道，“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一表述值得推敲。

对于刘备来说，“霸业可成”与“汉室可兴”可以并提而不矛盾的话，指的应该是这样一种情形：刘备辅佐以汉献帝（或汉献帝的子孙）所代表的汉室复兴，刘备本人成就的则是匡辅王室的霸业。如果刘备是像当年刘秀那样复兴汉室的话，那么，刘备成就的就是帝业，而不是霸业。帝业与霸业有着根本的区别。从表述上看，诸葛亮指的似乎是前者；但从他说到益州时提醒刘备“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等语看，又似乎并不排斥后者。

至于刘备，当他向诸葛亮请教时，还提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他所说的“欲信大义于天下”，若指的是想复兴汉室的话，复兴的也应是汉献帝所代表的汉室。可是，我们看到，当刘备向诸葛亮请教“计将安出”时，诸葛亮虽然没像鲁肃对孙权那样断言“汉室不可复兴”，却先明确地告诉了他一件不能做的事情：面对曹操，“此诚不可与争锋”。汉献帝控制在曹操的手中，而曹操又是“此诚不可与争锋”，那么，复兴一个由汉献帝所代表的汉室如何可能？

“霸业可成”与“汉室可兴”，也可以是一种递进式的目标。这意味着，刘备先以匡辅汉室为号召，壮大自己的实力。在这个过程中，刘备成就的是霸业；待到条件成熟，再由刘备本人来代表汉室，完成复兴，就像当年的刘秀那样。

但是，这种递进式目标中的最终目标，还是确定要复兴一个刘备本人代表的汉室，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