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完结（1/2）

绝版恭亲王第34章完结

刘坤一认为绝对不能派遣外交官，以免被敌对势力“挟以为质”，铁路、电报也不可行，至于铸钱、造船、军火、练兵等，可以“斟酌仿行”；

翁同龢则在日记中将这两份建议书记载为“英夷又屡有要挟”，而北京知识界“相与谈夷务，悲怀慷慨，莫能伸也”；

曾国藩在致丁日昌函中说：“闻洋人在京陈说多端，词意激切，有所谓局外旁观论者，新议略论者，呈辨寻衅，咄咄逼人。~比-奇.中/蚊·惘. ′无!错¨内,容·”继而，在提交给中央的心得体会中，曾认为大清应该谢绝这种“劝告”，“如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这等于是要中央向威妥玛、赫德等发出“反威胁”；曾国藩最亲信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记载道：“见示洋人在总理衙门所递议论二篇，均言中国政治之不纲，不日将为万国之役，尽情丑低，而托为友朋劝谏之语，欲中国改从其国之法，庶可自立，否则至危险之际，彼国各有难弃之事在中国（通商、传教等），只得自己护持，不能由中国作主。+j-i/n·c?h_e.n^g*h,b·g\c′.\c*o^m!又力言欲行轮车电器诸事，中国若不听从，彼当自行……阅之令人发指。窥其意旨，盖以中国捻肆猖撅，兵力不敷，故敢为此恫喝，从之则堕其计中，不从则将来起衅之端，随时皆有。”

赵烈文对恭亲王评价一向很低，这次更是认为恭亲王让地方督抚讨论两个洋人的建议是其惊慌失措的表现，他感慨道：“嗟乎！自强之道，端在政本，疆吏能设法乎？枋国若此，夷言殆必售矣。大江以南必沦异域，其事不远，如何可言！”

在这次小范围、高规格的大讨论中，呈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真正在第一线身体力行进行改革的汉臣们，却在言辞上激烈批评这两份力陈改革的建议书，高调地强凋自己对传统和中央的认可；而那些对两份建议主张宽容接纳的满臣们，则多数并非改革的先行者。_鸿.特!暁\税·旺· ￠冕,废·阅?黩*从日后的历史走势来看，汉臣们对两份建议的“批判”，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表态的需要，这与之后改革过程中，中央的所谓“保守派”往往以汉人居多，言辞也较满人更左、更保守，是一致的。改革是一场利益调整，本就错综复杂，而汉巨们因为血统的关系，往往担心会被扣上一个“以改革的名义反对现政权”的帽子，不得不言行分裂，旗帜高高举向左边，脚步却实实在在地踩在了右边。这种体制内改革者的无奈，却往往难以被时人及后人谅解。

一台“双簧”？

洋人们并没看错的一点是：大清国的最大隐忧，的确是中央权威的沦丧和政权的失控。利用威妥玛和赫德的两份建议，组织地方督抚大讨论，也是恭亲王“以夷制藩”的手法：强化危机感，强调改革的紧迫性，在救亡图存的名义下，加强政权的凝聚力建设，确切地说，要争取将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理解、贯彻和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刚刚平定了太平天国动乱的大清国，胜利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一面是列强要求在刚刚收复的南方加快落实各项条约，另一面是长达十年的内战所造成的地方诸侯的实际割据。在大清国的政治棋盘上，力量过于强大的地方诸侯已经取代了太平天国，形成了列强、中央与地方的新的三角关系，“强枝弱千”成为中央必须首先解决的主要问题。那些手握重兵的诸侯们，并非没有乘时而起、黄袍加身的机会与诱惑。

与此同时，中外关系进一步改善：大清中央正式任命英国人赫德出任海关总税务司；在总理衙门的全力支持下，美国人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一书刊印出版；因鼓吹自由化而被贬官十年的徐继畬，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他那曾经被冷冻的旧作《瀛寰志略》，也获得公费印刷出版，成为省部级官员的学习资料，美国总统还专门给徐继畬送来了国礼。

地方诸侯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