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完结（1/2）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红楼风雨梦中人第115章完结

考据这种事本来是很难有百分之百的“铁证”的，都带有某种程度的推测成分。?微?趣￠暁￠税¨王^ ￠蕞^新¨彰/截′哽¨薪\筷-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原著与续书的思想差异可能只是某种文化思想分歧的自然产物，而不一定有那么具体的政治背景，但至少，也不能排除周汝昌的说法是一种可能性，其理路思致，至少是能够自圆其说的。这里最核心最实质的问题还是，周汝昌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思想向度有着与胡适绝然不同的认知，也与一般的看法有很大差别。一般人的见解其实倒是和胡适比较接近的，因为曹雪芹写的是“奇人之书”，本来迥异于一般的见解。周汝昌更贴近了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思想精神实质，倒是曲高和寡的。像这样一些话，即使放到今天，也不能不说是符合事实而且切中要害的：

在高、程的续书中，有一条最基本的总方向和一个妙着：即是看清了曹雪芹的辙迹，把坐车子的眼睛蒙上一块布，然后把车辕子掉过头来，偷偷地但是尽一切可能“往回拉”。曹书中，处处离经叛道，蔑圣弃伦；在高续中，处处归结到纲纪伦常，忠孝节义。在曹书中，宝玉这个混世魔王，由于喜恶大反一般“士大夫诸男人”之常，言论行为，时时可骇可异，所以才被人指目为“疯颠”，这是思想上的疯颠；到高续中，宝玉被“改造”得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生理上的“失心疯”，或者略好些的时候，也是瘟头瘟脑，一切莫名其妙，挂着一副可怜相的昏虫。?兰,兰,雯?血? ?追·嶵/新\彰,洁,

《 后记 》中所着重的另一个“从搞红学以来感受最深”的问题，是鲁迅对《 红楼梦 》一些说法的理解。从1954年的“大批判”以来，就有人说周汝昌以鲁迅作“挡箭牌”，不肯承认错误，为自传说辩护。周汝昌从来没有接受这种批评，因为他的确认为自己是继承了鲁迅的。在这篇《 后记 》中，更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申说。

关于所谓“典型”和“模特儿”的问题。周汝昌说：

批判了这些自传谬说，才能正确深刻地认识《红楼梦》的意义，也才能正确深入地研究曹雪芹的艺术特点特色。例如，他到底是怎样创造他的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形象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x-k,a￠n+s￠h-u+j_u?n+.~c\o￠m^记得有一种意见，认为曹雪芹所用的塑造人物的方法，就是高尔基的方法，要写一个工人或小商人，是观察了十几个、几十个工人或小商人之后才概括出来的。我觉得，文学艺术，当然有它的中外古今概莫能外的共通规律，但中外古今又各有各的特殊之点，是复杂而富于变化的。文学艺术的实践和理论，本身也是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成果，从来也不曾也不会僵化和停止，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积累过程。时代不同，国度不同，社会情况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传统不同。不同的作家各自以他的世界观来指导和决定他的创作。有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作为指导的无产阶级作家，和没有这个指导的非无产阶级作家更是不同。曹雪芹要想为了创造每一个妇女典型而必须概括十几个以至几十个妇女，他在十八世纪封建中国的社会中，有没有和高尔基一样的那种收集原始素材的历史条件，需要具体地分析。（在那时候，像曹雪芹所写的那些阶层的妇女，是连面也不轻易令人得见的。）我觉得用高尔基来解释曹雪芹，就未必全部得当。曹雪芹塑造人物的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而不是所有人物形象都是用的一个一成而不可变的手法。

在后边，周汝昌就征引了我们前边章节已经引述过的鲁迅所说的“专用一个人”和“杂取种种人”的说法。这实际上是在为自传说辩护，指出自己的自传说是合理的，与胡适自传说的“实验主义”风马牛不相及，而是师承鲁迅的。反对把高尔基的创作方法当作唯一的教条，也就是当时风行的所谓“形象”和“典型”理论。

在后面，又引用鲁迅的“《 红楼梦 》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