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1章完结（1/2）

战争的悲悯第151章完结

因此，由于关键社会群体——债券持有者、纳税人和选民——已经因为战争而表现出极大的变化（不同于旧有的阶级基础模式，三者出现了重叠），因此社会学研究所青睐的阶级分析作用并不大。!咸-鱼?看+书` `最!鑫,漳\結^庚!歆¨哙_在一方面是赢家，在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失败者，德国的农民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因此，1914年以前以及战时，英国财富精英们所做出的牺牲（额外税以及遗产税）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其金融资产价值的实际增长以及他们获得的收入，对战后的局面有所弥补。与此相反，德国富人却在战前和战时成功地抵制或逃避了更高的直接税收，因而在战后也受到了处罚，支付一大笔通货膨胀税。在某种意义上，欧洲中产阶级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接受战争债券利息带来的收入，但却需要缴纳更高的税收；要么避免纳税，但尾随而来的将是通货膨胀。

在政治上，哪种选择更为冒险一目了然。在英国，中产阶级可能会对“公务员问题”以及1914年以来出现的相对穷困满腹牢骚，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对议会保守主义的忠诚。?萝,拉¨小￠税~ +已¨发+布·蕞_歆?璋?踕/但在德国，尊重议会政治的中产阶级却受到通货膨胀的致命打击。德国司法部部长岑霍夫在1923年11月准确预言，“法制的失败必然会导致对国家法律理性和自信的严重破坏。”德国“资产阶级政党”的瓦解可以追溯到1924年的选举；6年后，许多曾经背叛过他们的选民组成了暂时的分裂组织，比如经济党向国家社会主义的转变。

希特勒对通货膨胀的态度一贯强硬。早在1922年他便谴责“这孱弱的共和国为了喂饱它所有的政党官员而将自己的纸币恣意处置”。纳粹党在1930年的宣言为（当年，该政党赢得了最大的选举胜利）：“其他政党可能会与通货膨胀的剽窃行为达成妥协，可能会认同共和国的欺诈行为，但国家社会主义会将这些盗贼和叛徒绳之以法。”“我保证会稳定物价，”希特勒向他的选民承诺，“这是我的冲锋队员的使命。”尽管纳粹政党的宣传中经常利用希特勒（以及战争能手戈林）本人参加兵役的事迹现身说法——他们甚至还在竞选中举行伤残老兵的游行，但这种行动实际上仅仅是“前线经验”的间接产物。¨优!品\小.税.旺¨ ,毋`错¨内_容`1933年投票给纳粹党的选民中，有38%的人在战争结束时只有16岁或更年轻，而大部分老兵则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催生纳粹主义诞生的并不是战争，而是战后的经济危机。由此，下一场大战开始酝酿。

超级通货膨胀的选择

问题依然是，超级通货膨胀的灾难是否可以避免。

很明显，任何试图将马克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英国式”尝试都是不可能的；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产出下降5%还是失业率超过10%（1920~1921年英国的通货紧缩带来的结果）都可能影响政治局面。但马克真无法稳定在1美元兑换50马克，或是战前价值的8%吗？可以说，这种货币稳定程度（类似于南斯拉夫、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的情况）是不会造成英国式经济萎靡的。

德国在1920年向持久稳定迈进的第一步是更大限度地降低预算赤字。作为国民生产净值的一部分，1919年赤字下降的幅度为18%，1920年为16%，而1921年则为12%。此外还需多管齐下。合理的税收能够带来更多的收益；韦伯认为，如果直接税收的收益并没有被1921年中期后出现的新一轮通货膨胀所侵蚀，那么1920年7月到1921年6月之间的实际赤字将仅占国民生产净值的4%。更实际一点儿说，如果埃茨贝尔格同样提高了消费税，他的整个税收体系在中产阶级眼中可能也不会显得如此“财政社会化”。在埃茨贝尔格的改革下，来源于直接税收的帝国税收获益份额从1920~1921年的60%上升到1921~1922年的75%，与此相比，战前水平仅有14.5%（包括印花税）。此外，更高的消费税——在左派人士眼中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倒退&md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