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完结（1/2）

波峰与波谷第53章完结

国人武装之外，军功贵族是异族皇权的又一坚强支持者，也是政权中的最大权势者。′顽¨本`鉮/占* ,哽`鑫_罪.筷\军功贵族的核心成分，则是皇亲国戚。匈奴的汉赵政权就是一个例子。周伟洲先生曾提供了这样一份统计：在263名官员中，刘渊一族占到了44人，刘氏宗族占30人，其他匈奴族40人，以上共计114人；汉族131人，其他少数族18人。汉族士人做官的虽不算少，但大权在匈奴手中，不太好说胡汉共治。前秦的汉族士人王猛协助苻坚改革，政绩卓著，不过从统治成员比例看，在面对氏族权贵的时候，王猛几乎是孤家寡人。

北魏初年，因部落大人制度的残余影响，异姓王公的权势一度是比较大的。皇权随即抑异姓而崇宗王。魏孝文帝降低了异姓王公的爵号，废除了他们的世袭军号之制，而让自己的兄弟“献文六王”出踞显位、占据要津。西晋和南朝也出现过宗王政治，那是皇权衰落时自我维护的“权宜之计”，不无“饮鸩止渴”味道。北魏的情况却相当不同，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这里“宗王权重，便意味着皇权的伸张”。?第,一￠看!书.枉\ /已,发,布+嶵\芯?蟑/劫￠北魏的宗王很少觊觎皇位、生事作乱，他们“枝叶扶疏”的家族，构成了环卫皇权的高大防波堤。孝文帝改革后，汉族高官数量大增；然而统计又告诉人们，孝文帝和宣武帝两朝，诸公、尚书令仆、侍中及领军、护军几种要职中，鲜卑贵族分别占68%和67%，其中宗室比例为36%和56%。“防波堤”矗立依旧。封爵是北魏贵族的身份尺度。孝文帝时，公侯万数。宣武帝颁布了“五等诸侯选式”，确定拥有封爵者的起家资格：封公爵的，同姓宗室自正六品下起家，异族贵族自从七品上起家，汉族士族自从八品下起家；封侯爵、伯爵、子爵、男爵的，三种等而下之。那么从选官特权之差，鲜卑同姓权贵、异姓权贵和汉族士族三者的政治地位之差，就昭然若揭了。

北魏重装骑兵俑，1953年西安发现，高38厘米。

十六国政权大都尽力吸纳汉族士人，承认北方士族的门第特权，有的还沿用了九品中正制。孝文帝汉化改制时，也把士族制度视作“汉制”的固有部分加以采用了，大规模地“分定士族”。￠狐_恋\雯+茓^ ~哽~鑫-醉^全\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主族，居汉族士族之首；同时鲜卑权贵，也各自被授予了崇高的门第。为了区分门第高下，朝廷还制订了膏梁、华腴及甲姓、乙姓、丙姓、丁姓之类等级，各郡中正据此编制一种叫作“方司格”的文件，作为选官的依据。然而考察也显示，北魏的士族高下，更多是由皇权确定的、以当朝官爵为准的，传统门第只起次要作用。陇西李冲、中山王中山王叙都不是魏晋旧门，但他们得到文明冯太后的宠幸，便被不次拔擢，由此逐渐成了盛门；又赵郡的李奕、李敷兄弟，也有类似的际遇。身为大族却以“内宠”、以床第之幸而得显贵，陈爽先生称之为“令人尴尬的非常途径”。北魏“姓族”系由皇帝“分定”，这与江左的“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情况很不相同。

即令北方汉族士族以门第自诩，他们仍是被征服者：面对鲜卑皇权的生杀予夺，他们无从抗拒。北魏政权的主干，是异族皇权、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汉族士族只是附着其上的砖瓦椽木。他们在统治层中的数量增加，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北朝的政治主调是军功贵族政治，而不是士族门阀政治。北方士族既无江左高门的那种尊贵雅望，也没有多少坐享天禄、悠游放诞的社会空间。异族皇权的强大压力，迫使北方士族高度“官僚化”了。他们勤奋敬业，为北朝的政教建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甚至兼资文武，呈现出了类似军功贵族的风貌，从而与江左名士的精神贵族形象，分道扬镳了。北方政权的开放性是很大的，还在不断地吸收地方豪族，他们构成了军功新贵的又一来源。这在西魏北周更为明显。这就进一步拉大了北方“世家”与江左文化士族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