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完结（1/2）

波峰与波谷第50章完结

唐代科举制是一个重大的行政成就，它最终促成了士族的衰微；而这个进步，又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士族政治时代累积出来的。¨暁^税*宅. /已￠发′布?醉~欣/璋.洁~通观魏晋南北朝的诸多制度进步，集权官僚制度顽强而富有韧性，士族政治未能阻断它的前进步伐。

第十一章

胡汉杂糅与

胡化汉化

广大土地上生活的众多民族中，华夏族的文明进化最快，直到进化出了秦汉大帝国。但周边各少数族民族也在发展，他们的人口也在增加，有尝试扩展其生存的空间。东汉时少数族已不断内徙，魏晋间“杂虏”入塞者“前后千余辈”。华夏政权不足以阻其入塞，一场民族冲突已势不可免，西晋末的“五胡乱华”，使周边少数族的发展线索，对华夏族本来的历史进程，造成扰动、发生“叠加”了。

这种叠加和扰动，在南方和北方有不同的表现。洛阳倾覆后，司马氏偏安江左，皇权衰落、政治动荡使政权进一步封闭化，“世家”现象大为浓重了，出现了门阀当道的情况。（田余庆先生就把“五胡乱华”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视为门阀政治的三个外部条件之一。）而在中国北方，民族仇恨造成各种破坏，旧有秩序解体了。少数族的社会组织、部族风习有异华夏，建立政权后又开始直面农耕区旧有的政治文化遗产。这样一来，中国北方也就成了不同政治传统的交揉碰撞之所了。_删′8*墈+书~罔￠ ,免~费·越\读¨帝国制度史上的“胡汉”问题初次凸显出来，出现了胡汉杂揉、胡汉分治等等制度“变态”。这与江左士族门阀政治造成的“变态”，可以并列为中古政治两种“变态”之一。在北方，“民族”成了分配权势的主要尺度，形成了“异族皇权一部落贵族一国人武装”体制。北方有异于江左朝廷的政治波动，却也孕育着有异于江左的新的可能性。少数族的进入既带来了“胡化”因素，他们也在积极学习汉制，又出现了“汉化”潮流。十六国北朝在“胡化”和“汉化”的交替之中，孕育出了强大皇权，并借助军功贵族政治，最终带动了集权官僚政治的全面复兴。北方政权成为南北朝时代的历史出口这一事实，推动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北方民族对中国史的宏观影响，以及在帝国政治的“常态”、“变态”问题上的历史地位。

一、胡汉杂糅与胡汉分治

十六国以来少数族政权的部族传统，带来了新的政治因素；它们与华夏旧制彼此激荡，在相当一段时间中造成了各种扭曲畸变，可称“胡化”。部族首领名号与部族的编制方式，是其部众久所习惯的；然而入塞建国之后，其社会组织发生了异变。~比?奇*中′蚊·徃` ￠最_薪`璋¨节-耕,欣\哙¨尤其是较早建国的政权，其族群在汉地已生活了相当一段时间了，对汉制和汉文化不算陌生。在建立政权之后，对华夏皇帝的集权专制，部族首领们一见倾心；至少在管理被征服的汉族士民上，官僚行政组织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胡汉杂糅”和“胡汉分治”，就成了十六国政权的突出特点，尤其在其初期。所谓“胡汉杂糅”，就是胡制和汉制错杂交织；所谓“胡汉分治”，就是对胡人和汉人的采用不同行政编制，通俗地说，就是“一国两制”。

甘肃嘉峪关魏晋三号墓彩绘砖

起兵称“汉”的匈奴刘渊，自称大单于，又设有鹿蠡王、於鹿王、独鹿王等，这些都是匈奴传统的首领名号。刘渊称帝，任命了丞相、太尉、录尚书事、御史大夫、大司农、太史令等等，这些就是汉式的名号了。刘渊让儿子刘聪做大单于，其头衔是大司马、大单于、录尚书事，置单于台于平阳之西。当时既有大单于台，又有三公府、尚书省，制度上的胡汉兼用是非常明显的了。

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