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完结（1/2）

北宋书籍刊刻与古文运动第72章完结

景祐五年正月，国子监又呈上《应考试进士只于国子监有印本书内出题奏》。`优-品~晓_说/徃\ *首`发!奏曰：

切见近日发解进士，多取别书小说、古人文集，或移合经注，以为题目，竞务新奥。臣以为朝廷崇学取士，本欲兴崇风教，反使后进习尚异端，非所谓化成之义也。况考校进士，但观词艺优劣，不必嫌避正书。至如近日学者编经史文句，别为解题，民间雕印，多已行用，考试之时不须一一回避。其经典子书之内，有《国语》、《荀子》、《文中子》，儒学所宗，六典通贯，先朝以来尝于此出题。只是国庠未有印本，欲望取上件三书，差官校勘刻板，撰定音义，付国子监施行。自今应考试进士，须只于国子监有印本内出题。所贵取士得体，习业有方，稍益时风，不失淳正。如允所请，兼乞编入贡举条贯施行。（《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一七。又见同书崇儒四之七）

这段记载，可以视为国子监意欲垄断科考印本书籍供应的企图。与此事相关，《续通鉴》（卷41）也载：“宝元元年四月，诏：‘自今试举人，非国子监见行经书，毋得出题。*兰!兰￠闻-穴- /首+发?’从翰林侍读学士李淑请也。”试想，如果考题从国子监印书内出，那么其结果势必造成国子监书籍销售与刊刻量大增。此奏章未知后来是否得到批准，但以上记载已可说明，当时科举考试对于书籍刊刻，尤其对与科考相关书籍的刊刻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

此外，还有一条记载亦可证书籍印本与科举考试的密切关系。据宋文彦博《潞公文集》（卷30）记载，淳化三年二月，太宗诏以新印《儒行》、《中庸》篇赐中书、密院、两制、三馆、御史中丞、尚书丞郎、给谏等人各一轴。此段记载下有注云：“先是，御试进士日，以《儒行》篇为论题。帝意欲激劝士人敦行儒行，故特命雕印。……”(56)既然御试题目就是以《儒行》篇出题，想必此科过后，新印《儒行》、《中庸》等书页或会成为当时社会上炙手可热的考试畅销书。

由于拥有巨大且亟待供应的书籍市场，北宋印刷从一开始就在为满足这样的书籍需求而运作，由此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推动力，其带来的推动和影响均与书籍制作、消费相关。_h*o?n`g\t\e·x?s~..c~o~m/徽宗大观二年（1108），苏棫上言：

诸子百家之非无所长，但以不纯先王之道，故禁止之，今之学者程文知晷之下，未容无忤。而鬻书之人急于锥刀之利，高立标目，镂版夸新，传之四方。往往晚进小生以为时之所尚，争售编诵，以备文场剽窃之用，不复深究义理之归，忘本尚华、云道逾远。欲乞今后一取圣裁，尚有可传为学者，或愿降旨国子监并诸路学事司镂版颁行，余悉断绝禁弃，不得擅自买卖收藏。(57)

苏棫给皇帝的建议是：凡符合官方要求的儒学用书，由国子监及诸路学事司镂版颁行，而其他非科举教育类用书，均要求禁绝，不得擅自买卖、收藏。此段记载说明，由于学校和科举的市场存在，导致当时相关书籍的社会需求旺盛，也导致官方急欲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和控制。其情形或可简略示意如下：

社会读书藏书风气、士人和科举地位的提升等等（多源头因素影响）→→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的增加→→社会对科举相关书籍的需求量增加→→刺激书籍产量的提高→→刺激先进书籍生产技术的采用（雕板、活字印刷术，譬如木活字、泥活字等）→→流通市场扩大和流通方式的多样化→→造成社会影响的多样化（包括文学、艺术、宗教、风俗等）。

第三节　北宋书籍文本刊刻

诚如前论，唐五代是书籍印刷的源发时期，北宋则直接继承了后周的文化累积，同时通过东征西讨，平定江南，获取了南方诸国的人才和书籍，同时也获取了较为先进的书籍印刷技术。这种技术进入宋代，一旦书籍有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对于书籍的雕版印刷很快就进入了真正繁荣的圣朝时代。

众所周知，建国之初，太祖、太宗皇帝就在讨平江南诸国的战事中，非常有意识、有步骤地搜罗江南诸国的图书典籍及其印版图书成果。这种情况到了后来有了些变化。这就是由过去的单一继承与搜集，发展到更多地掺入了属于宋朝人的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