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完结（1/2）

甘州回鹘史第54章完结

图5-3 甘州印回鹘文佛经题记

这一文献表明，及至元朝时期，甘州仍有回鹘文佛经印制，体现了回鹘文字在这一地区的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甘州地区回鹘文化的发达。′e/z`k.s\w′.+o′r_g\

二 汉文的普遍使用

在甘州回鹘境内，统治者虽为回鹘人，但主要居民仍然是汉人，汉文化如同回鹘文化一样，应为当地文化的主流，汉文在甘州回鹘境内通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回鹘对汉文的使用由来已久，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回鹘诸部请求唐太宗给他们派遣“能属文人，使为表疏”。[9]此后，回鹘人逐步掌握了汉文。回鹘人对汉文的使用是一以贯之的。前述著名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就使用了突厥卢尼文、粟特文和汉文三种文字。如所周知，墓碑是供人瞻仰的，用汉文撰写，自然很能反映回鹘人对汉文字的接受程度。这里不妨再举几例。唐人娄师德曾为回鹘契苾部首领契苾明（650～695年）撰写碑文，今可见者仅有汉文而无他种文字。[10]1973年于西安西郊发现的唐代回鹘王族成员回纥琼（706～760年）的墓志。此人曾任瀚海都督、右将军卫大将军、经略军使等职，也是仅有汉文而无其他。[11]2009年7月，在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北280公里处土拉河东岸又发现了《仆固氏墓志铭》，记述了仆固部金微州第三任都督乙突（635～678年）的生平事迹。?齐′盛`暁_税_旺′ /冕-废?岳~黩/[12]这一传统长期得到延续，即使在回鹘文流行的蒙元时代，回鹘人立碑时仍继续使用汉文，如著名的《重修文殊寺碑》（1326年立）和《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1334年立）都是用回鹘文、汉文合璧镌刻的。

敦煌发现的属于甘州回鹘的官方文件甚多，皆用汉文书写，如敦煌P. 3931即为其典型代表。P. 3931号汉文写卷存有40余件文献，所含内容大致可分为4类：

（1）印度高僧东行之牒文与游记三篇，是五代时期中印文化交往的重要佐证。

（2）十二个月“贺官”书。

（3）各种往来状、启、书札。

（4）甘州回鹘上后唐朝廷之表本。

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后的两件《表本》（即39、40件）。兹录其第一件全文如下：

表本

臣闻，开元 圣帝，统有万邦，蓟门贼臣安禄山叛逆，倾陷中国，歼灭贤良，社稷烟灰，銮舆西幸。′墈^书^屋-晓′税-徃/ ¨追_嶵`歆\蟑`截′厶曾祖 圣明，厶官点率部下，铁骑万人，亲往征讨；未及旬月，尽底铲除，上皇及肃宗皇帝却复宫阙。朝廷念以粗有巨功，特降 公主。其于盟好，具载史书。

自后回鹘与 唐朝代为亲眷，贡输不绝，恩命交驰。一从多事以来，道途榛梗，去光化年初（898～899年前后）， 先帝（唐昭宗）远颁册礼，及恩赐无限信币，兼许续降 公主，不替懿亲。初闻銮驾东迁，后知已无宗派。瞻 天望 日，空切愤怀。今者 陛下统御寰瀛，恩沾远迩。去冬剖陈志恳，亦已闻 天。依赖陛下，便同 唐朝 天子。用结千秋之愿，将连万代之荣。重重血诫，辄具披写。污渎天听，伏切惭惶。

这是甘州回鹘上给中原王朝的上表，收表人为后唐庄宗，其时据考当在同光三年底或四月初（925～926年），或者稍晚一点。[13]该表本用汉文撰写，文笔优美，书写体例一同中原地区。其撰写者当为甘州回鹘境内精通汉文官员，而抄本则是由沙州出使甘州的使头或属员所写。[14]沙州呈给甘州回鹘的文件也多用汉文书写，如P. 3633《辛未年（911年）七月沙州耆寿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P. 2992(3)《长兴二年（931年）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致甘州顺化可汗书》等，说明汉文在甘州回鹘中是很常用的，不管在民间，还是在官府，乃至皇室均是如此。

《宋史》卷四九○《回鹘传》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上表言宝物公主疾死，以西凉人苏守信劫乱，不时奏闻；又谢恩赐宝钿、银匣、历日及安抚诏书”。这一记载说明，北宋皇帝曾将“历日”赏赐给甘州回鹘。在我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向藩属及地方政权颁赐历日，是常用的羁縻手法之一。这些历日无疑都是用汉文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