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完结（1/2）

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第77章完结

如此看来，明代宦迹图与战勋图尽管排除于传统绘画着录的范畴之外，也未有著名画家之作且多挪用既存图绘格套，但其广泛流行的通俗性既反映了明代社会的特质，也改变了中国视觉文化的历史。\s.h′u?q·u?n′d_n￠s..^c,o·m-正如20世纪中期的西方商标广告或连环漫画固然非传统定义下的美术，但其于社会的普遍存在既揭示了现代西方的大众文化，也促发了波普艺术的产生，对当今社会的视觉文化有难以磨灭的影响。尽管大半的明代宦迹图与战勋图至今已然未存，但其所彰显的明代文化，以及对之后清宫收编转化的宫廷纪实图绘之影响，显然越发凸显其重要。不论从现代的艺术史与文化史论述，还是对明清当时的意义来看，可说是既属边缘却也具有主流意义，或可称为“边缘的主流”而不容忽视。

最后，明清的战争图像不该再居于中国画史或历史研究的边陲，从其长时段的发展和变化来看，其所牵涉的非但不限于军事战争的课题，还包括明代官员视觉文化的盛行，清宫纪实画、清宫图绘对欧洲绘法的挪用，清代尚武文化，以及满洲作为少数族群何以统治中国的皇清文化霸权等议题，而得以从中一窥其他题材的图绘所难以提供的文化视野。作为晚期中国战争的文化表述之一环，明清的战勋图绘只是一个小小的起点，希冀未来有更多的讨论，让长久以来“尚文轻武”的明清研究，更为均衡与丰富。/r+u\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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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raig Clunas，Superfl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Urbana，Illinois：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1）.

[2] 如王鸿泰《雅俗的辩证──明代赏玩文化的流行与士商关系的交错》，《新史学》第17卷第4期，2006年12月，第73～143页；巫仁恕：《明清消费文化研究的新取径与新问题》，《新史学》第17卷第4期，2006年12月，第217～253页。

[3] 石守谦：《雅俗的焦虑：文征明、钟馗与大众文化》，《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6期，2004年，第307～336页。

[4] Siyen Fei，Negotiating Urban Space：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Cambridge，Mssut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9）.

[5] 当然藏传佛教等可能对清宫艺术也有很大的影响，参见Patricia Berger，Empire of Empitiness：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顽!夲-鰰￠颤- \埂^芯/蕞?哙·

[6] 关于宋代与明代宫廷绘画的研究有很多，台湾的研究回顾参见马雅贞《二十年（1990～2009）来台湾关于中国宫廷图绘的研究》，《艺术学研究》第8期，2011年，第205～242页。

[7] 论者或可说由于乾隆宫廷制作的战图已经标举了相关将领的功劳，所以官员、下属或其家人不再有自行制作个人战勋图的需要。然而，乾隆铜版画战图虽然印制数量不少，但赏赐清单中将领的数量有限。明代到乾隆以前的个人战勋图主要是官员社交圈互相题跋，以及收藏于家族，尤其明代不乏正史中鲜有记载但自行制作战勋图的例子，个人应该仍有自行制作个人战勋图以供社交互动和家族保存的需要，若非乾隆宫廷战勋图的文化霸权效应，个人战勋图的流行容或不会突然中断。梅韵秋举《四库全书总目》对于李同芳《视履类编》、《李赘》等明代官员传记的评论，如“至于著一书以自誉，则自有文籍未之前闻也”、“颇嫌于自誉也”，认为盛清之所以鲜少宦迹录或图，应该和四库馆臣的讥讽所反映的时代氛围有关；或也与本书所论个人勋迹图和乾隆宫廷战勋图的消长类似。梅韵秋：《天下名胜的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