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完结（1/2）

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第12章完结

同时，董其昌文集内的这两则记录提醒我们，近年来学界对于明代社会的新理解，如商业繁荣、出版业兴盛、糅杂的雅俗文化等，[7]和同时频频发生的寇乱边事并非分属不同的世界。-微,趣+暁.说, ?首+发.王鸿泰最近的研究指出，晚明士人的文化与城市生活，和同时存在的边防战事其实不无关系，认为明代士人的习武风尚和异类交游是在国家危机、社会繁华以及个人挫折的复杂情势下衍发出的时尚。[8]士人文化与寇乱边事的关系不仅有间接的尚武风气，还包括对于战争的直接表述，不论是嘉靖年间（1522～1566）倭寇所引发的海防课题，还是万历年间（1573～1619）的三大征等，参与其中的官员乃至直接或间接受到影响的民间，都有相应的图像和文化表述。以“嘉靖大倭寇”为例，过去学者多视之为私人海上贸易冲突的结果，最近从信息传播以及万历年间出版和地方官的角度，来反思晚明之所以流传特定倭寇形象的讨论，[9]便可见寇乱并非只是军事或经济问题，其文化面向的意义仍有待开发。艺术史学者石守谦也曾指出，金陵文化的主导者从权贵豪富转移到地方文人，与苏州文士为避倭乱而寄居南京不无关系，且对浙派绘画的发展有所冲击。.k¨a*n′s~h¨u+q+u′n?.￠c,o?m/[10]而倭乱除了对嘉靖时期的江南文化有间接影响外，也引发了直接的响应。当时平倭的参与者就曾制作相应的图像，并邀请江南文士题赠诗文。例如嘉定人王翘就曾为受谗谴的邵应魁绘制战功图，徐学谟（1521～1593）、王世贞（1526～1590）和王世懋（1536～1588）都题诗贻之。[11]此外，坊间也存在可能为苏州片的《胡默林平倭图》，[12]以及描述胡宗宪（1512～1565）平定王直（汪直）和徐海勾结倭寇、侵犯闽浙沿海事的《胡少保平倭战功》小说等。[13]可见不论对明代文士还是商业作坊而言，战争都并非置身于外的事件，而是艺文生产活动的一环。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和明代战争相关的文艺论述，都以个人事迹为中心，尤其是围绕特定官员的勋功，与清代乾隆以后多以交战对象来表述的方式很不同。为什么明代牵涉多方的战争，多以个人勋迹来总结？这种现象与纪念战功的官员并不限于武职（如邵应魁将军），也包含层级更高兼理军政的文官（如李化龙、胡宗宪少保）间有什么关系？究竟明代这些和战争相关的文本与图画，出现的脉络为何？以下先厘清战争图的相关问题，讨论其出现与官员视觉文化的关系，并以版刻个案分析明代战勋相关图绘的发展，最后略论其影响。·兰_兰*闻′血￠ ,庚,新¨罪?全¨

一 明代官员的战争图

描绘当代战争的图画在传统的书画著录中几乎完全不见踪迹，也少见于一般的绘画图录，但若检索明人文集，其实可以发现不少纪念官员战勋的相关战争图条目。之中除了少部分如《题李广利伐宛图》是题写描绘过去征战的图画外，[14]绝大多数应是明中叶后针对时人时事所题。其中题写纪念武将的战功图，如《题陈总兵百战图二首》、[15]《题张将军百胜图》、[16]《凯旋图为总兵官彰武伯杨公题》、[17]《题邵将军海上战功图》、[18]《题大将军出师图》、[19]《大海波宁图为沈将军赋》等，[20]却非文集资料中的大宗。相反的，为兼辖军政的文官所描绘的战争图数量较多。除了类似的命名如《凯旋图序》（总督王以旂）、[21]《凯旋图颂》（副都御史罗明）、[22]《出师御敌图记》（宪使李君）、[23]《刘观察出师图序》、[24]《题岭海升平图寿殷中丞》、[25]《题熊心开中丞闽海升平图》外，[26]文官战勋图涵盖的画名还有《临戎决胜图序》（河南都御史邓璋）、[27]《大司马大总制范溪郑公制虏图序》，[28]以及强调平定主题的《朱宪副平贼图记》、[29]《西平图咏序》（云南巡抚陈用宾）、[30]《平蛮奏凯图为司徒王公赋》等。[31]可见作画纪念战勋并不是武将的专利，负责边事兼理军政的中高层文官更是明代战争图的重要主角。

图1-1 明《平番图》卷 绢本 设色 43.8厘米×971.2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文官战勋图在文献中数目较多和文集的性质有关，仕宦网络的相互题写而得以留下记录的机会自然较多，不过其他因素的作用也值得考虑。首先是收藏流传的问题，士人家族累世的社会经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