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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第7章完结

Cultu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2004），1-48；陈捷先：《康熙皇帝与书法》，《故宫学术季刊》第17卷第1期，1990年9月，第1～18页，收入陈捷先《透视康熙》，三民书局，2012，第89～114页；Yun-chiu Mei，The Pictorial Mapping and Imperialization of Epigraphic Landscap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Ph. D. diss.，Stanford University，2008），37。

[14] 姚继荣：《清代方略的研究》，西苑出版社，2006，第195页。不过姚继荣并未深入讨论何以清代方略会受到官员战事奏议合集的影响，笔者拟于未来再行研究。

[15] 拙文提出，虽然皇帝诗文至少从唐代起就以“御制”、“圣制”被标举，但除了北宋真宗因澶渊之盟与辽互称兄弟后有着强烈“天有二日”之焦虑，故一再透过各种方式建构天子权威，包括史家多有讨论的大中祥符之天书封禅运动、创建收藏皇帝著作的殿阁、刊刻御制文集、选官笺注御制文集等，但历代并未沿袭，即便宋朝也只延续御书阁之制。然而康熙皇帝并不像宋真宗需要合法化其皇位继承，也没有如澶渊之盟后树立独一无二天子地位的焦虑，他选择了如此少见的方式不免让人疑惑。另外，明代宫廷虽然也编纂或刊印御制诗文，但流传有限，从内府藏板缺乏重视与管理来看也可见并未建立传统。然而，若从康熙经常收编与转换文士文化的做法来看，在明清文人出版诗文集已是常态文化的背景下，康熙四十二年（1703）命宋荦（1634～1714）刊刻御制诗集，或可视为直接承袭自明清士人而非远溯宋真宗或明代宫廷。张其凡：《宋真宗天书封祀闹剧之剖析，真宗朝政治研究之二》，收入氏著《宋初政治探研》，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第198～255页；葛剑雄：《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读书》1995年第11期，第68～78页；刘静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们的权力》，稻香出版社，1996，第107～148页；汪圣铎：《宋真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第87～150页；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第281～339页；方建新、王晴：《宋代宫廷藏书续考──专藏皇帝著作的殿阁》，《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10页；黄建军：《宋荦与康熙文学交往考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第76页；马雅贞：《皇苑图绘的新典范：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诗〉》，《故宫学术季刊》第32卷第2期，2014年12月，第39～80页；郭嘉辉：《略论〈大明太祖皇帝御制集〉及其史料性质》，《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1期，2015年7月，第176页；连文萍：《追寻胜国贵胄──朱彝尊对明代皇族诗歌的编纂与评述》，《兴大人文学报》第47期，2011年9月，第6～7、15～16页。

[16] Stephen Hart Whiteman，Creating the Kangxi Landscape：Bishu Shanzhuang and the Mediation of Qing Imperial Identity（Ph. D. diss.，Stanford University，2011），178-218；Stephen H. Whiteman，“From Upper Camp to Mountain Estate：Recovering Historical Narratives in Qing Imperial Landscape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arden and Designed Landscapes：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33：4（2013）：65；马雅贞：《皇苑图绘的新典范：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