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完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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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第69章完结
[165] 钱振锽:《科举题目》,《名山语类》卷4,第3页,载《名山全集》,民国活字本。·天¢禧¨暁/税?王′ +免¨费′越-黩·
[166]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312~314页。
第五章 甲辰年进士入馆:旧学新知的碰撞
如果说癸卯、甲辰会试是辛丑科举新章的践行,那么甲辰年进士馆的正式开办,就是令新进士入学之举的落实。在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转型时代,进士馆这一旨在向科举进士传授新学的特殊学馆,在学员、教习、课程、规章等方面新旧杂陈,实具有科举、学堂、游学“三重奏”的特征。本章将考察进士馆的运行及进士游学的情况。
一 进士馆正式开办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初二日令新进士入大学堂肄业的特旨一颁,进士馆的筹备工作就摆在了管学大臣张百熙及其同事面前。事属创办,颇不易为。所以,次年癸卯科进士朝考分发后,尚无条件开馆,直到甲辰年(1904)四月才正式开办。此中曲折值得一道。
筹备开馆
首先是筹备馆舍。位于东城马神庙的大学堂旧址虽已修葺一新,然格局有限,仕学、师范两馆在此办理,尚称宽敞,但新进士授京职者人数上百,一旦入学,势难容下,故须另觅宝地,供进士馆使用。^萝+拉+暁-说¨ ~埂¨薪/醉^全′随后选址传闻纷纭莫辨。不过,最终馆址选在了离大学堂稍远的西城太仆寺街。原来此地“有虎神营地一大方,暂归神机营经管”,庆王奕劻慨允相让,张百熙遂计划在此“建造斋舍两层洋房一百六十余幢,讲堂七八处”,作为进士馆馆舍。[1]不久,京师大学堂支应提调绍英就到“太仆寺街看进士科学堂地基”。[2]据说之所以设进士馆于西城,与位于东城的大学堂拉开距离,还因为张百熙考虑到“学堂最难办”,而新进士“必不免有挟贵之意”,故单开一馆,以便在课程、待遇等方面对新进士“稍示通融”,从而减少他们对大学堂的干扰。[3]接着,大学堂又在太仆寺街购得民房一所,并在工艺局定购桌凳等器具。[4]显然,筹备工作正在渐次进行之中。
然而,照谕旨之意,癸卯科新进士朝考分发后便须入馆肄业,亦即1903年下半年就须开馆。可是,馆舍工程非小,半年时间实在赶办不及。不特此也,即使馆舍就绪,教习从何而来?课程都有哪些?在在需要一番布置。+狐*恋*文!茓- +首~发?故着手筹办不久,就传说“管学颇以其事为难,大约将来恐办不到”。[5]
当管学大臣正为筹备工作头疼之时,四月中旬以后,汴闱会试新中贡士陆续入京,准备参加复试、殿试和朝考。令新进士入大学堂肄业,不免有轻视科举之嫌,众多科举出身者自然感到不快。且此举在感情、出路两方面都冲击着新科进士,故科举新贵们有所不满也很可理解。随着人数多达三百余人的贡士群体骤集都下,围绕诏开进士馆的争议再度升温。如果说此前报界舆论的声音至多发生间接影响,那么正志得意满的科举新贵却能发挥直接作用。只要他们与反对诏开进士馆的京官同乡走动串联,便会掀起层层波澜。五月初,北京官场传言政府有停罢此举之意;又有御史批评“此举徒增縻费,毫无实益,且多滞碍难行,将来转生钻营之弊”。[6]在这样的情势下,据说本来就对进士馆一事“大不谓然”的张百熙决计停办。[7]
不过,进士入学之议由瞿鸿禨力主促成,又奉明发上谕,所以彻底推翻的可能性极小。况且,此时入京陛见的张之洞,奉命与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会商学务,也对此议颇为赞许,则进士馆势必仍开。张百熙此时对开进士馆纵然真的不以为然,恐怕更多的也是因为此事极易招致非议,甚至会牵连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大学堂事业;同时,上谕责成他认真经理,而此时馆舍、教习两无着落,尚无条件开馆,发发牢骚,便可先占地步,少担责任,以期缓办。不久,张百熙果然与军机大臣等商定暂缓开办进士馆。
暂缓开馆,虽不得已,而实为良策。首先,停罢不办将直接违旨,并让发起此议的瞿鸿禨、荣庆等人下不来台,暂缓开办则尚可转圜。其次,大学堂方面可从容建造馆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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