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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第6章完结

止，举人刘大鹏、秀才朱峙三因有日记出版，受到了较多关注，温州地方士子张棡、林俊因有日记存世，亦开始成为研究对象。史学研究受材料导引与限制，本是无可奈何之事，然而，材料丰富（包括大量日记书信）、影响更大的癸、甲二科进士群体在科举制变革前后的心路历程和调适因应，在清末民初剧变时代的出处进退与最终命运，我们尚缺乏相对整体的把握。

进言之，对个体士子的不断研究是我们知人论世所不可或缺的，恰到好处的深耕细作或许还可见微知著，以点及面。但以一个人数众多但范围固定的士人群体为对象进行考察，既把握群体的整体特征和趋向，又观照其内部的差异、分化和复杂性，又具备个体研究难以替代的功能。与此同时，包括乡村士子在内的中下层士人在科举制变革前后的际遇、反应与命运，无疑具有非常大的研究价值。不过，如欲理解传统士大夫在清季民国的转型与命运，更精英的进士群体即使不应该受到格外关注，至少也有充足理由受到同等观照。事实上，正如沈云龙所言，废科举前的癸、甲两科进士此后“或为地方疆吏，或为军系谋主，或驰骋议坛，或潜心著述，竺旧骛新，各坚所守，无不蜚声于时。今日史家所称之复辟派、激进派、研究系、进步党、交通系、安福系诸巨子，胥孕育于斯，其于清末民初世运之推移，影响殊巨，则非当年主持抡才大典者所能前知矣”。[64]